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全省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之际，由中国侨联信息传播部指导，福建省侨联主办，各设区市侨联等协办，联合推出“追梦中华・学侨史  忆侨杰”专题宣传。报道百名闽籍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代表（或事件）与祖（籍）国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百年历程，投身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展现敢拼会拼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的华侨精神，进一步凝聚实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磅礴福建侨界力量。

黄薇（1912—2000年），原名黄维英，曾用名南君，福建龙岩人，新加坡归侨，著名记者、报人。曾任新加坡《星洲日报》记者，徐州会战武汉战地记者团团员，香港《星岛日报》记者兼国民政府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教员，菲律宾《华侨导报》总编辑，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全国妇联候补委员、执行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组组长。

黄薇

两次抗婚　终获成功

1912年，黄薇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今龙岩市）龙门镇赤水桥村一个书香门第。四五岁时由父母做主，与福建省议会副议长、同村人郑丰稔的二公子订婚，并在郑丰稔的资助下赴厦门集美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集美学校，黄薇品学兼优，以乐于参加学校文体活动而著名，被选为学生会委员，深受师生喜爱。当时，郑丰稔的二公子也在集美学村读书，见之经常在学校唱歌跳舞演戏，十分出众，担心被人横刀夺爱，写信告之父亲，父亲十分看好这位准儿媳，写信要她回家乡完婚，并许诺婚后仍可以继续上学。黄薇不允，写信告知郑丰稔，中学毕业还要上大学，并认为原来婚约属封建包办，希望能够解除婚约。在苦劝未果的情况下，黄薇选择抗婚，并在哥哥的帮助下逃离学校，躲入厦门同学家，最后终于与郑家公子解除封建包办婚约。

留日期间　投身革命

抗婚成功之后，黄薇回校读书，一年之后以优异的成绩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当时，集美女子小学要聘请她去任教，却遭到校董的否决，理由是解除婚约是对社会的叛逆，这样的人没有资格为人师表。为此，黄薇投书《厦门日报》，控诉厦门女子小学校董的封建愚顽，这篇檄文在《厦门日报》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的支持和鼓励，使黄薇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新闻舆论的作用，萌生当新闻记者之心。

黄薇是著名爱国侨领黄复康的胞妹，比哥哥小10岁。父母双亡后，哥哥定居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亚沙汉。黄薇在寒暑假到南洋与哥哥团聚时，结识了不少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南洋的进步人士，并通过他们了解到日本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便决心前往留学。

1933年，黄薇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课余在新闻系旁听，并很快成为学生左翼团体的领导成员之一。从1936年开始，在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曾发起创立留东妇女会，并加入“社会科学座谈会”等革命团体。1937年从日本明治大学毕业。

回国抗日　战地记者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祖国全面抗战爆发，黄薇没有选择回南洋过安宁舒适的生活，而是回到了祖国。由于哥哥在南洋，黄薇在中共党组织的建议下赴南洋宣传抗战，并加入新加坡《星洲日报》。

1938年4月黄薇作为战地记者团唯一女记者在徐州抗日前线采访留影

1938年3月，黄薇作为《星洲日报》特派记者重返祖国，并加入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这是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建议、由胡愈之、夏衍、范长江等发起、于1937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抗日新闻人团体。

1938年1月至6月间，中国军队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省展开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作战，史称“徐州会战”，这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次重要的会战。

黄薇毅然参加徐州会战武汉战地记者团，赴前线采访。她是战地记者团中唯一的女性。为能全身心在战地采访，她剪了一头男式短发，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采访，其中几次参加激烈的遭遇战，并一次次与前线将士一起成功突围，写下了大量报道抗敌将士和揭露日军暴行的消息、通讯，对唤起更多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5月27日从徐州前线回到武汉的战地记者受到新华日报社的热烈欢迎，前排中为黄薇

从前线采访回来后，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随世界学联代表团奔赴延安参观访问，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了她，并与之交谈。听说她想留在延安系统学习革命理论，毛泽东对她说：“当记者也是学习，你是回国参加抗战的唯一华侨女记者，把自己见到的写出来向海外报道，这个工作更有意义。”毛泽东还告诉她：“最近陕甘宁边区各界组织了一个参观团，到晋察冀边区去慰问、参观，你可以同他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在敌人后方的工作、斗争情况。”

黄薇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深入华北敌后采访。她不畏艰辛，不惧风险，或骑马、或步行，穿梭了40多个县，行程数千里，采访了聂荣臻、贺龙、萧克、左权、周士第、甘泗淇、舒同、李达、孙志远、陈锡联等八路军著名将领和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还采访军民抗日英雄模范等，先后撰写100多篇通讯，这些通讯或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抗击日寇，或揭露日寇在中国令人发指的兽行，或报道八路军的艰苦奋斗，或呼吁侨胞以药品等急需物资支援八路军。

黄薇采写的来自华北战地的系列报道，先后在《星洲日报》《星洲晚报》上连载了6个多月，并被东南亚众多华文报刊转载，对东南亚华侨以各种形式支援祖国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大批华侨青年读了她写的报道，告别亲人，回国参战。后来，黄薇将自己写的战地通讯结集出版时，萧克将军挥笔为之题词：“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与之同时，她的报道，还促使东南亚众多华侨从“拥蒋”逐渐转向“拥共”，并最终抛弃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建立过程。

重庆历险　再写传奇

1939年，黄薇被聘为香港《星岛日报》驻重庆特派记者，奉中国共产党之命，驰赴当时中国陪都重庆，以华侨记者的特殊身份进行对敌斗争。

在重庆新闻界，黄薇十分活跃，她的见识以及深入前线采访的经历，使之很快引起国民政府上层人士的关注，宋美龄曾在一次会上请她就华北敌后的情况作报告，还聘请她任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教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很欣赏她的才干，希望她能参加国民党，表示准备让她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可以派去美国留学。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名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聘请，担任国民参政员。能当参政员，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政治身份，但黄薇一次次拒绝了这些在当时不少年轻人认为千载难逢的机遇，继续战斗在重庆新闻战线。

黄薇不断从国内向南洋发回介绍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新闻，特别是屡屡向海外媒体报道延安和八路军华北抗日战绩，引起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不满，蒋介石亲自下令注意黄薇的动向，并责怪宋美龄不该让黄薇到训练班去宣传共产党，随即取消了她在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教员一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黄薇通过采访叶剑英、冯玉祥等及时向海外华侨报道皖南事变真相，同时坚持将周恩来刊发在《新华日报》上的愤怒诗句发往海外，对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大胆揭露，促使皖南事变向着有利于国共团结共同抗日的方向转变。

了解了皖南事变真相的海外华侨，从民族利益出发，表示出极大的关切和忧虑，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谴责事变的制造者，呼吁：国共团结，反对分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致电国民政府，主张国共两党息事抗日，他忠恳指出：借此“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祈主张，弭止内争，加强团结，抗建前途，实利赖之”。马来亚吉隆坡侨领洪进聪指出：“中华民族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凡属黄裔自应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绝不应有国民党、共产党之分，自召崩溃分析之祸，演成两败俱伤之局，至为国民所痛而敌奸所快。”菲律宾侨领余清箴和准备回国参加国民大会的五位海外华侨代表都认为，“皖南事变的发生，成为抗战以来最不幸的事件之一，而且也是最痛心的事”。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青年会等七大侨团致电蒋介石，指出：“不宜自起分裂……诸保存实力，共同对外。”马来亚槟城各帮会与工商团体及文化机关35个侨团联衔致电蒋介石要求团结抗日、反对内战。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侨也函电交驰，对皖南事变表示痛心。

这一切，终促使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保证：“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行动。”3月14日蒋介石主动约见周恩来，表示释放被捕新四军人员，继续向新四军、八路军发饷，减轻对《新华日报》的压迫等一些具体问题，可以提前解决。

虽黄薇报道对国家、民族有利，但她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单，成为国民党特务必欲除之的眼中钉。

极为赏识黄薇人品的冯玉祥，在获知特务将捕杀黄薇消息后，请黄薇到他的公馆避难。黄薇不惧生死，她说：“我不能在这种时刻躲起来，我要战斗，为了自己的事业哪怕牺牲一切。”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两次私下与黄薇谈话，指出形势之严峻，要她马上离开重庆去香港。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邓颖超大姐耐心地为她分析：“你想过没有，你是从日本回来的，他们会在这点上怎样做你的文章？”

黄薇在邓颖超的周密安排下离开重庆。而就在飞机起飞前的几分钟内，还发生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特务们没找到机会下手又不甘心让黄薇走掉，就派了一个女官员企图利用搜身之际栽赃诬陷她。他们没想到这位奉命来搜查的女官员，竟是黄薇在妇女干部训练班上教过的学生。她一边用手在黄薇身上象征性地摸索着，一边俯在她耳畔悄悄地说：“我是你的学生，我不会害你。”由此，黄薇成功脱险，撤往香港。

历尽艰险　菲岛办报

在香港，廖承志转达了组织派黄薇去菲律宾的决定。

1941年9月，黄薇由香港来到菲律宾，以《星岛日报》记者的身份，在当地华侨中上层人士中开展工作。1942年，黄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菲律宾，开始疯狂捕杀抗日华侨领袖与爱国侨胞。为进行“东亚共荣”反动宣传，日本侵略者在马尼拉创办了华文报纸《马尼拉新闻》。为了揭露侵略者的阴谋，也为了坚定华侨抗战必胜信心，中共资深党员、菲律宾华侨抗日领袖许立参与创建了地下抗日报纸《华侨导报》，此时化名“南君”的黄薇奉命出任总编辑。

当时敌人为了严格封锁中国抗战消息，下令改装民间所有的短波收音机，凡胆敢收听英美广播的一律处决。黄薇和同志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白天他们以做杂货生意为掩护，夜晚在低矮的阁楼上，用小小的短波收音机收听莫斯科、旧金山、重庆的广播，将消息速记下来，然后编辑、刻蜡纸、油印。

为使报纸发行能躲过敌人道道搜查，黄薇和同志们想了许多妙招，他们有时把报纸折起来塞在雪茄烟或火柴盒里，有时把它卷起来装在发蜡筒中，有时夹在《圣经》里，有时则放在菜篮下……

《华侨导报》在极其险峻和严酷的环境中，一直坚持出版发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菲律宾抗日反奸大同盟在《三年奋斗史》中有这样评价：“《华侨导报》的出版，使整个抗日反奸同盟在宣传工作上，在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上，在同敌奸作各种斗争上，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转赴香港　再建新功

1947年10月，菲律宾当局受国民党的挑拨和唆使，对华侨进步人士和进步报刊的迫害日益加剧，作为总编辑的黄薇被菲律宾国家调查局传讯，《华侨导报》被迫停刊，组织安排她紧急撤到香港。到香港后，黄薇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任总编辑，当时的社长是后来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副社长是后来曾任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的肖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薇历任全国妇联第一届候补委员和第二、三届执行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组组长等职。

1982年7月，黄薇离休。著有《回到抗战中的祖国》等书。

2000年，黄薇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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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来源：共和国归侨（福建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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