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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中华・学侨史 忆侨杰078

胡明:皖南新四军游击队的创建者

发布时间:2021-09-29 17:04:49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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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全省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之际,由中国侨联信息传播部指导,福建省侨联主办,各设区市侨联等协办,联合推出“追梦中华・学侨史  忆侨杰”专题宣传。报道百名闽籍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代表(或事件)与祖(籍)国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百年历程,投身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展现敢拼会拼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的华侨精神,进一步凝聚实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磅礴福建侨界力量。


胡明(1914—2001年),原名胡绵芳,福建厦门人,缅甸归侨。曾任江西省景德镇前哨社社长,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民运科科长,新四军第三支队民运科科长,中共安徽省南陵县南三区工委副主任、主任,中共安徽省南陵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安徽省繁昌县委书记兼新四军第三支队民运科科长,中共皖南特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安徽省旌德县委书记。中共安徽省皖南秘密特委副书记兼泾(泾县)旌(旌德)太(太平)中心县委书记,中共皖南地委书记,中共皖南地委书记兼苏浙皖赣边区游击司令部政委,中共皖南区委副书记兼皖南军区副政委,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轻工业计划局局长,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辽宁省旅大市市委书记、市长、代理第一书记,辽宁省抚顺市委副书记,纺织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副主任。

图1:青年胡明.jpg

胡明


集美求学 参加革命

胡明祖籍福建省同安县(今属厦门市同安区),1914年出生于缅甸毛淡棉市一个侨商家庭,父亲专做纺织品生意,小有成就,极重视子女教育。胡明在当地侨办华文学校完成小学教育后,于1930年回到祖国,同年考入集美中学初中36组。

集美学校拥有革命传统和进步、开放的校风。胡明进了集美中学后,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参加进步学生活动。晚年,他曾回忆集美中学给予自己的教育:“我在集美念了三年初中,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且受到爱国主义的深刻教育。有两件事至今难忘:一件是在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发生,同学们义愤填膺,尤其我们华侨学生,积极参加抗日义勇队,坚持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参加保卫祖国的抗日战争;另一件是1931年冬,红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市,校内进步师生极受鼓舞,秘密传阅进步书刊,学校当局却公布一批所谓‘禁书’,越是‘禁书’,我越是千方百计找来看,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因为我在初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思想熏陶,才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

瓷都抗日 青年中坚

1933年9月,胡明初中毕业后,考进上海同济大学附属高中。不久,转赴拥有瓷都美誉的江西省景德镇就学,也因此与著名抗日爱国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杜重远相识。

杜重远曾在日本留学,专攻制陶。留学归来,他在东北创办启新窑业公司,声名远播。时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邀之来江西,想借重他在国民党军界,政界和商界的关系与号召力,以便“在浔(九江)开一大规模之陶业工厂”。杜重远来到江西后,他虽然同意在九江新办瓷厂,但不同意轻易抛弃景德镇不管。他认为:“景德镇乃中国第一产瓷名区,亦全世界瓷业之发源地,其景况之隆替,非特繁乎民生之荣枯,抑且关于文化之兴衰,国人对此当甚关心。”因此,他来到景德镇后,除在九江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光大瓷厂外,还在景德镇建立了陶业管理局,对景德镇的旧式手工业加以管理和指导,呈请省政府同意创办了一个陶业人员养成所,名额80人,规定一年毕业,前后在赣沪两处招考学生,于1934年春季开始授课。同时还开办了一个旧式模范厂。陶业人员养成所创办后,杜重远到上海招生。1934年冬天,胡明踊跃报名,成为陶业人员养成所学生。

杜重远长期致力于抗日救国活动。1927年,时任奉天商会副会长的他,组织商民反对日本擅自在临江设领事分馆,取得胜利。九一八事变后,时任奉天工会会长兼司令长官公署秘书的他,再兼任东北民众救国会执委会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上海成立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他当选常务董事,该会在多处城市组织国货公司,推动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1933年2月,京津沪爱国人士组成东北热河后援促进会,他是领导人之一。他带领学生宣传队30人和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等奔赴前线,他同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王化一分别找汤玉麟、孙殿英、李赞延等东北军将领谈话,提出只有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才是唯一出路的主张。1933年12月8日,《生活》周刊被查封后,他挺身而出,于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并亲任主编,保留《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他自己提笔亲自为每期卷首“老实话”专栏撰稿。在这样一位爱国人士经营之下,景德镇陶业养成所成了培养抗日救国骨干的革命摇篮。

当时,有不少东北流亡学生因为杜重远的关系来到景德镇,胡明从他们那里进一步感受到国破家亡之痛,抗日之心更加强烈。他与进步同学一起,在陶业工人、店员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采用编印传单、张贴标语、集会宣传等形式,向工友们揭露蒋介石外敌当前却积极剿共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鼓励工友、店员一起吁请国共两党停止息争,共同抗日。

在景德镇,胡明和潘炯乐(潘田)、张三圭(张云樵)三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组织成立了景德镇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前哨社,胡明担任社长。

前哨社在景德镇《陶业日报》上开辟《前哨》副刊,经常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和进步作品,对唤起景德镇群众、特别是青年投身抗日救国行动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1935年下半年,胡明与潘炯乐、张三圭两位同学一起,以陶业管理局的名义,举办工人训练所,开设露天讲演场,组织大众同乐会,既向民众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又向群众讲解浅显的马克思主义道理,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1935年12月,北京发起的“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胡明参与策动、组织景德镇学生抗日大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也因此被江西国民党当局指名为“左倾分子”,下令驱逐出江西。

奉调延安 党校受训

胡明离开江西,回到上海,很快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加入了共青团。由于认为自己入团是走上一条光明之路,将自己易名为“明”,从此以“胡明”之名行世。

为了更好开展地下工作,胡明找到杜重远,希望介绍一份工作。杜重远十分欣赏这位立志抗日救国的南洋青年归侨,将之介绍到上海美亚织绸公司当职员。

西安事变后,胡明奉命北上,他从上海经北平、西安,进入陕北苏区。

1937年3月,进入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四中队学习,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调到中央党校深造。

调新四军 任职民运

1938年年初,胡明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任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民运科科长。

新四军的民运工作主要任务有五项:一是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及抗日主张;二是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敌协会;三是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四是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五是秘密发展地方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胡明在景德镇陶业开展抗日活动积累的经验,使之民运工作十分有成效。

1938年春,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随军部离开南昌,开赴皖南抗日前线。4月4日,新四军军部转移到云岭之后,胡明担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民运科科长。新四军第三支队的前身是活动于福建闽北、闽东等地的红军游击队,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支队司令员(后谭震林),下辖第五、第六团。全支队共2100余人。

图2:战斗在皖南的胡明与夫人.jpg

战斗在皖南的胡明与夫人

上任后,胡明奔走于皖南各地,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还参与组织各种抗敌会,为取得对敌斗争胜利做出了积极努力。

发动群众 支前作战

胡明在民运工作中展现出的亲和力、动员力、组织力与革命激情,被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看上,他再三请求,终于要来了胡明,让其出任中共南陵县南三区工委副主任。1938年8月升为主任,11月任中共南陵县委宣传部部长。在南陵,胡明组织抗日宣传动员队,宣传中共抗日主张,介绍新四军,发动群众支持新四军抗战救国。因工作出色,于1939年4月任中共繁昌县委书记,同时继续兼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民运科科长。

1939年6月,胡明调任皖南特委宣传部部长。皖南特委区别于皖南原有的共产党公开的或者隐蔽的组织,而是为新四军服务的军事战略机构,从事情报搜集、情报传递、筹款筹粮、民运服务,同时兼顾做地方统战工作。

经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的批准,胡明和洪琪(时任新四军教导队女队队长)以夫妻名义出入,并共同负责完成各项工作。

洪琪,原名熊秀英,江苏省南京人。1917年9月出生,1937年7月离开学校和家庭,投入抗日洪流。她赴武汉学习,结业后即参加南京新四军的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1月随部队进驻皖南。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9年,洪琪与胡明、刘奎、洪林等一道,一直战斗在皖南山区。

胡明在皖南特委宣传部部长任上,着手建立中共党组织和抗日宣传网络,发动群众支援抗战,配合第三支队取得对日作战胜绩。

据统计,1939年,第三支队与第一支队第一团和第二支队第三团协同作战,在皖南铜陵、繁昌地区作战200余次,以五次繁昌保卫战最为激烈。当地群众全力支前,这与胡明的工作和奠定的基础有直接关系。

大军北撤 孤军斗敌

1940年秋,胡明出任中共旌德县委书记。那时,新四军准备撤离皖南,胡明派江福熙到王家庄山区建立秘密据点。

1940年冬天,新四军决定离开皖南,皖南特委机关随军部移动,东南局和皖南特委撤销。东南局在休宁县组建了留守皖南的秘密特委。1940年12月,皖南新四军北撤前,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饶漱石、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向胡明宣布:“军部要离开皖南,党决定你留下坚持斗争。”后宣布建立皖南秘密特委,黄耀南任书记、胡明任副书记兼泾(泾县)、旌(旌德)、太(太平)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秘密特委书记黄耀南因北撤未能真正开展工作)饶漱石对他们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军部离开皖南后,敌人必然搞白色恐怖,你们要准备挨打三个月。”同时宣布洪琪担任中心县委委员和胡明的秘书。中心县委下辖旌德县委(书记胡明兼)、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太平县委(书记刘贵生)。临别时,李步新以握手表示了批准和祝贺胡明、洪琪的结婚。

1940年12月,泾旌太中心县委在旌德王家庄(旌德县版书乡版书行政村,原属碧云乡五百坦村)成立,委员胡明、洪琪、孙宗溶。中心县委机关设在王家庄的共产党员王时尚家。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心县委机关转移到王家庄后面的黄高峰半山腰的一个大石洞—黄石崖(狮子洞)里。王家庄和
黄高峰成为坚持敌后斗争的根据地。在这里,胡明指挥皖南地方党组织掩护和收容皖南事变中失散的干部战士,并于1941年4月将近百名失散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护送到江北无为县新四军第七师驻地。

当时李步新给胡明下达的任务是:“长期隐蔽,保存实力”;采取各种办法保护党组织、保护新四军家属、保护和发展积极分子;以井冈山的经验来指导在皖南山地的秘密工作。并指示:要做好思想准备,把自己隐蔽好,准备挨打三个月。三个月后,组织上再派政治交通员与之联系。

李步新给胡明与洪琪俩预支了三个月的津贴费(每人每月法币6元)。当时洪琪身穿一身皖南女子的家常便服,偏襟的蓝土布棉袄,褪色的黑土布大腰棉裤,一条麻色的土染方巾包头。胡明着一件已经旧得泛灰的藏青色偏襟棉袍,头戴一顶毡制礼帽。为行走方便,他们还特地学当地百姓,把裤脚口用布带子扎起,看上去就是一对走亲戚的两口子。这一年,胡明26岁,化名“老杨”;洪琪24岁,化名“老孟”。

《中共皖南地下组织的演变》对胡明在皖南事变之后坚持在皖南抢救、掩护新四军并组织抗日游击队做了详尽记载: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后,胡明找到泾县县委书记洪林,太平县委书记刘贵生,传达指示:“全力以赴收容尚存的新四军战士,将他们保护起来,有伤养伤,健康者找堡垒户隐蔽起来,等待办好通行证安排接应,竭尽全力护送到江北无为。”胡明、孙宗溶和洪琪则留在特委知晓的王家庄,一方面指挥救援失散战友,一方面等待特委交通员送来指示。

胡明三人在狮子洞里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最初的日子里,陈茂辉、张世杰等十余名突围失散人员和胡明取得了联系,胡明通过关系为他们开具通行证,并亲自将他们顺利送到了地下交通站。

当时皖南的党组织遭国民党彻底破坏。不服从命令撤离的几个党员中,不是叛变就是自首。但胡明秘密组建的旌绩边党组织并没有受到破坏,维护了隐蔽在黄高峰的中心县委的安全。胡明、洪琪和孙宗溶研究出了一套皖南山地党组织发展生存的方案,是建立“点线关系”的隐蔽发展。点线关系的结构就是每个新入党的党员,都只知道发展自己的介绍人和自己发展的下一个成员,每个人都只是组织的一个点,串联起来就成了一根线。

不久,中心县委与江北的党组织联系再次打通。知晓了突围出来的部分干部战士,集结在无为县的白茆洲上,正在组建新四军第七师的消息。江北党组织对胡明等的指示依然是:长期隐蔽,保存实力。

1941年3月中旬,为方便给皖南事变失散的战友提供服务,胡明决定,转移到黄高峰下的绩溪县戴家坦(现绩溪县的模范村),住在交通员汪天泰家中的阁楼上。

3月下旬,胡明接到泾县县委书记洪林所派交通员送来的密信。一部分军部干部隐蔽在泾县樵山附近的铜山交通员殷木春的家中,他们还联络上了另外三部分集中隐蔽的人员,一共有百余人需要突破国民党的封锁抵达江北,洪林请示中心县委派人到泾县去安排突围事项。胡明安排孙宗溶去泾县樵山(现属黄山市黄山区)。14天后,孙宗溶回到戴家坦,带来了泾县濂坑、铜山等地隐蔽了上百名幸存战友的好消息。并已安排专人往无为白茆洲送了情报。

4月初,新七师回复。转达了新四军陈毅代军长指示,一定要从突围人员中抽出几名军事干部留在皖南,尽可能多地给他们留下枪支弹药和经费,支持胡明等地下党走武装工作的道路。于是,幸存战友临时党支部召开会议,决定刘奎(新四军军部参谋处参谋)留在皖南。并将三支驳壳枪、150发子弹和500元经费留给胡明。

4月10日,胡明和孙宗溶一道赶到铜山为战友送行。4月13日黄昏,70余人的队伍从铜山出发,到赵家佬,又汇合了陈仁洪部、马长炎部,上百人的突围队伍疾驰。第二天傍晚,通过章家渡以南的铁门闩附近安全渡过了青弋江。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干部为刘奎、李健春(新四军三团指导员,“皖南事变”突围时受重伤,隐蔽在群众家中疗养)、黄诚(周子昆警卫员,在叛徒刘厚总蜜蜂洞枪杀项英、周子昆时受重伤,留在皖南)。

组游击队 辟根据地

胡明决定组织游击队。他向李志高(新四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请求并获准留下了突围出来的刘奎(曾在湘赣边区打过游击)和李健春(曾在福建打过游击),以他俩为军事骨干,组建了中心县委第一支游击队—泾旌太中心县委游击队,又称“黄山游击队”。

《中共皖南地下组织的演变》对胡明在1941年春创立这支游击队的经过有这样记载:

4月14日。胡明送走了突围战友,赶到泾县濂坑看望刘奎、李健春和黄诚,当夜,胡明带领刘奎、伤愈的李健春和黄诚乘着月色奔向王家庄。回归黄高峰,不住在狮子洞,住在距离王家庄10华里地的一个隐蔽性很强的山谷里—百坑(属绩溪县),这里原来只有一个山棚,后搭建了两个新的山棚迎接新四军留守的刘奎等三人。从此皖南秘密特委的指挥中心开始以山棚的形式,存在于黄高峰的庇护之下,刘奎戏谑胡明是“山棚司令官”。

山棚是皖南山地人山野生活的临时简易房,多用竹木做柱子和支撑的梁檐,用抗腐性能很强的香茅草苫顶,大箬叶(箬竹的叶,传统的粽子叶)和芭茅叶(一种野草叶)编制帘子四围挡风。棚子里面再用竹竿搭起高半米的架子,可坐可躺。

山棚是狩猎、采药、开荒种地和庄稼守护的临时庇护所。红军游击队时期,山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每当发动清剿时,国民党就要进山烧毁大量山棚作为清剿报功的数据,但是,国民党今天烧,山民明天就重新搭盖。很多支持同情游击队的山民,特地到无人居住的深山里搭盖几处山棚,不但是为自家和亲邻进山时有个遮风躲雨的方便之所,也可以为路过的游击队随时提供地方避雨挡风。所以,到后来,游击队就很少需要自己重新搭盖山棚了,只要砍些香茅箬叶,将旧山棚的顶和壁稍加修缮,就可以住下。

6月28日,泾(县)、旌(德)、太(平)交界的朱家坑(现属泾县茂林镇溪口朱家坑)晒谷场上,胡明、洪琪、洪林等7位中心县委成员,刘奎、李健春、尹德光等13名武装工作队的战士,还有泾旌太中心县委的几位交通员,共22位成员,肃立在篝火前方,举行旌泾太中心县委武装工作队的成立宣誓。队长刘奎,指导员李健春。这支队伍的武器是6支驳壳枪、6条步枪、3把大刀、10余颗手榴弹。泾旌太中心县委游击队(又称黄山游击队)正式建立,再次举起了“皖南新四军”的旗号。

游击队成立后,胡明制定的思路是通过公开武装斗争,壮大队伍,发展武装。在他指挥下,黄山游击队在旌德县庙首镇首战告捷,缴枪7支。后来又攻打黄山脚下的谭家桥(今黄山市黄山区谭家镇)乡公所,缴枪10支。由于屡战屡胜,极受鼓舞,各县都先后组建游击队,至1941年年底,黄山游击队已发展到80多人。各县的游击队也经常出击袭敌,时传捷报。

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数千人,对游击队发动全面“大清剿”,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实施经济封锁、移民并村,对敢于抗击的村庄实行“三光政策”,常常屠村,使游击队蒙受损失。但胡明临危不惧,依靠人民群众和坚定的思想工作,运用灵活机智的游击战术,经6个月艰难斗争,终于战胜了“大清剿”。

在取得反“大清剿”斗争胜利后,胡明到江北新四军第七师师部汇报工作,师长傅秋涛对他率领泾旌太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发动群众协力作战,粉碎敌人“大清剿”给予了很高评价,并指示:黄山是京沪杭外围三大山脉之一,坚持皖南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重大意义,斗争方针是“长期坚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应采取精干和隐蔽的政策。

胡明在上级领导关心支持下,领导干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1943年在扩大新区方面颇有成绩,先后创建了旌太边区和旌绩(旌德、绩溪)边区等游击根据地,多次粉碎国民党顽军的“清剿”,至1944年春开辟了泾旌太边区、黄山周围地区等5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战略反攻 屡创胜绩

1944年,日寇进攻中原,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新四军主力在粟裕率领下,渡江南下,进入天目山地区,打了几个歼灭战,全军上下大受鼓舞。第七师政委曾希圣指示胡明要大胆下山,争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并派巢湖大队一个连来支援。

胡明带领泾旌太中心县委进行深入研究,最后决定:集中两支部队,先打驻谭家桥的太平县清剿大队。战斗打响后,在胡明的指挥下,游击队官兵英勇无畏,奋勇拼杀,打死打伤敌人13人,俘虏60余人,缴枪60多支。紧接着,又指挥部队攻打宁国县甲路乡公所,缴枪21支;再率队攻打绩溪县九华乡,缴枪10支。

胡明指挥的游击队取得的一连串武装斗争胜利,大大震慑了敌人,敌重兵进攻樵山,捉拿胡明。然而,敌人的几次进攻,都被擅打游击战的游击队粉碎了。在胡明指挥下,樵山保卫战顽强地坚持了83天。后因局势变化,新四军第七师指示胡明带着游击队撤出樵山,转到外围打击敌人,并决定在中心县委设置电台、派机要员和报务员,支援胡明领导的皖南山区游击队,使胡明领导的游击队不断壮大。到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时,胡明创立的游击队拥有队员在万人之上。

图3:1947年,胡明(右二)、夫人洪琪(右一)与战友合影.jpg

1947年,胡明(右二)、夫人洪琪(右一)与战友合影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明出任中共皖南地委书记,后兼任苏浙皖赣边区游击司令部政委。皖南解放后,曾任中共皖南区委副书记和皖南军区副政委。

1949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2年,胡明奉调上海,担任华东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52年年底,调往北京,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轻工业计划局局长。1956年,升任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1958年,调往辽宁省,担任旅大市市委书记、市长、代理第一书记。1973年恢复工作后任辽宁省抚顺市委副书记。1978年,调回北京,出任纺织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1982年改任纺织工业部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副主任,是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离休。

2001年7月,胡明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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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来源:共和国归侨(福建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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