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做好新形势下的侨务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侨联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开启了侨联事业发展新篇章。2022年，福建省侨联特别推出“喜迎二十大·侨界新贡献”专栏，总结回顾福建侨界近年来发展的非凡成就，展示海内外闽籍侨胞的担当作为，进一步加强侨界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广大侨胞和归侨侨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林健康，男，1944年生，印度尼西亚归侨，主任医师，副教授，1969年毕业于华侨大学医疗系，1970年调入福建医科大学医疗教研组，并参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医疗教学任务，于1978年调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科，1980年进修一年西医学习中医，1983年进修神经内科一年，从此长期从事神经科的教学及治疗工作。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福建省委员会委员、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行政副主任、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校侨联主席、泉州检察院特约检察员、泉州市侨联委员、泉州市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委员。

矢志不渝入杏林

我出生于1944年8月，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巨港）的山区里。我爸妈为了躲避战乱跑到距离巨港较远的山区（马拉奴哇），并在那里生下了我和我哥。直到日本战败后，我爸妈回到了巨港，并在巨港的中学与小学任教，并当了巨港第一小学的校长。我爸是一个爱国华侨，经常与国民党斗争，他是一个侨领，很多华侨鼓励我爸回国创办“华侨中学”，最后于1952年10月我爸带领全家回国。

我与爸妈回国当时才七岁，当时政府很重视我爸，提供各种方便，创办“泉州华侨中学”，并派记者进行行采访，让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我经历了从1953年到1978年的各种运动，如：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工商改造、反右斗争、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这些运动增强了我的阶级斗争的意识。我从小学读到我爸创办的“泉州华侨中学”，再到泉州六中（高中），直到高中毕业已是1963年，我考上了华侨大学医疗系，读医６年。

我学医是自己的兴趣，在还没有学医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些医书来看。曾经发生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一天，我的一个同学（后来他与我一起考入了华侨大学医疗系）他口鼻发炎了，我说：“你这个是脂溢性鼻炎”。他不相信我，他就去看病，看完了以后，回来跟我说：“哇，还真的是（脂溢性鼻炎）啊，你也很厉害”。因为我喜欢医学，所以在考试的时候，我没有填报其他，我全部都填了医学相关的专业。

庆祝倪达人教授、赵简尚主任执教四十八周年纪念留影    林健康（第二排右二）

但从1966年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学业读不完整了。从医学基础学完，正要进入临床实习，可却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要停课闹革命，只好等到1969年“毕业”分配，被安排到了南安县医院，在临床上“混”了一年。于1970年大学生的“回炉”，我被调往省医科大学重新进入临实习，补充缺失的课程后，经过考试的我被安排到福建医科大学医疗系内科。此后，跟着前辈们，如：倪达人、王淑楷、慕荣慎行、许国英等医学前等，他们的学问很渊博，丰富了我的医学知识，跟着他们“上山下乡”带学生，提高了我的业务水平。由于福医大回迁福州，我被留下来到了附二院内科，当了个“住院医生”。

由于当时刚刚恢复较为正常的制度，我从住院医生一直工作，最后再升到主治医师时，已去了七、八年。当时从文革的混乱中才恢复考级的工作，我考上了副主任医师。经过五年后再考主任医师，已离退休只剩一年多了，我仍无后悔，继续参加福州的主任医师考试，到了主任的级别。为了考得医学上的最高级别，我一直奋斗到最后，考得了“正主任”，我们“三届生”不容易啊！

大医精诚育英才

我是医疗系的，除了参加临床的治疗还得带学生。当时我被安排带第一届医科大学牙科系的医疗系的学生，我的一套教学办法让学生们很满意，经过几年的带习，我获得了医疗系的“副教授”证书，主任和教授并非那么易得。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要求老师传授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因此带学生不能胡扯乱带，敷衍了事。我们医疗系原来有一个医生，他因为教学不敬业被学生投诉，最后被撤换掉了。起初是因为他的资历比较高，系里决定由他来带学生。但是他带学就是在胡扯，有时候他会把医学杂志里的病例导论拿来直接给学生讨论，治疗方面的内容被他讲得一塌糊涂，学生对此特别有意见，最后就换了我来带学生。学生们都很有主见，如果课讲得乱七八糟的话他们也是会提意见的。

身为师者，在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的同时，也要用恰当的方法传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吸收与利用，储备知识，具备处理专业问题的能力。学生到我们医院来，都要轮流到内科、外科、神经科、泌尿科等各个科室去实习。在医学教学中，我会带着学生去查房。有一次，我带他们问诊了一个半身截瘫的病人，经过现场观摩后，我再召集学生讨论关于截瘫的病例，“你看这个病例怎么样啊？有什么印象？怎么诊断呢？”讨论后，我会对学生的分析做评价总结，这样学生们才会对如何诊断某一类疾病有一点印象。

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能让学生将知识学习透彻，并在实际诊断中加以应用。曾经我带过一个学生，有一次我让他去查房，查房后他回来跟我说，“这个病人像是患了瓦仑伯格综合征（即延髓背外侧综合征）。”我曾经在教学的时候跟学生分析讨论过这个疾病，在听到学生的话之后，我就到病房对患者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果然是瓦仑伯格综合征。因此，我带学生的宗旨就是要让他们能懂几个病，让他们能够学以致用。

我很喜欢带学生，实际上带学生就是带我们自己。“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医生并不是什么病都看过的，可能会对某个学科的知识比较缺乏，所以通过现场带学生能够让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在进行教学前，我都会提前备课，比如看书、做笔记，结合实际接诊的病例把需要讲授的知识写下来等等。这样的授课模式，不仅能让学生学到更多知识，也让我的医学理论知识精进了不少，因此我很受学生的欢迎。

除了教学以外还得治疗病人。医生要关心病人的疾苦，不能只见病不见人。在内科期间，我帮助一个腹水的病人抽腹水，不辞劳苦，有时还得到患者住处去服务，如此达一年之久。为此，家属还送了一面锦旗给科室表彰我。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生要为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当初我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带学生的时候，还要兼顾接诊治疗、值班等工作。有一天轮到我值晚班，在交接班的时候，要下班的医生交待我说，有一个四肢截瘫的病人，可能需要做腰椎穿刺检查。我说：“可以啊，我再看看”。在看完了这个病人以后，我交待病人家属，“你去下面门诊买一种药，叫氯化钾口服液”。当时我诊断他可能是周期性麻痹，而周期性麻痹就是缺钾引起的，所以我就交待病人家属去买补钾的药物，吃完后这个病人隔天就好了，瘫痪就恢复了。

医者人之司命，如大将提兵，必谋定而后战。在平时对病人的治疗中，医生得预知疾病的危险性，否则会背负很大的危俭。早年间，医院收治了一个患有心衰的病人，他动不动就气喘。由于当时这个病人归我管，所以我就去请外院的一个心血管科的专家过来会诊。经诊断后，专家提出了治疗方案，开了四、五种药，其中有静滴的，还有静推的，经过治疗后病人的病情有了好转。鉴于患者是心肌炎，我出于对病情的判断，在病人病情好转的时候，就向病人家属建议，做出停药的决定。但是病人对此有疑虑，提出要咨询一下专家的意见。经专家答复，说要继续治疗一段时间。后来，在一次静推过程中，病人因心脏猝停去世了。其实，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早有预料，也跟患者建议不要用那么多药，但是他不信。是以，医之方最广，广则不能不小心。

如果说带学生是一种理论上的提高，那治病则是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我还去社会上传播医疗知识，到老年大学讲课，例如“脑血管病的一级预防”、“痴呆”等课程大受欢迎。

无私奉献为人民

由于领导的重视，还让我当上“医学院侨联委员”（1988～2013年），二院侨联主席（1999～2013年）、泉州市侨联委员。1998年一月代表二院参加“省第八届政协会议”，除了政协委员，我在泉州还任二届的“泉州检察院特约检察员”、“泉州市政协法制委委员”。

聘请特约检察员仪式    林健康（第一排右二）

获得的个人荣誉

在省政协时，我曾写了提案，“希望有关部门制定出土地使用权在房层被拆迁时合理的补尝法规”以及“希望省政府”泉州市政府应更关心与支持福医大二院的工作的提案；在泉州特约检察员期间，曾写下数篇文章，如关于“进一步扩大镇以上设立检察室”的意见、“西区供电线路的改造应提上议程上来”、“绘就环境秀美的泉州古城——有关威远楼周围的环境问题”等，为泉州古城出了绵薄之力。我除了到泉州老年大学讲课之外，我还投稿泉州晚报，写了有关脑血管病的《时间就是生命》。

林健康（左五）出行照片

我于2004年退休，但按医院规是可继续在病房和门诊工作至2014年（十年），我已退休近10年了，我在二院工作约30年。我在院侨联工作时，由于院内的归侨较少，大部分是侨眷，而且年纪较大，到处活动较少，倒是参加“义诊”较多，大部份是泉州侨联及泉州致公党组织。现在二院有了新的侨联组织，主席“刘逢生”、副主席为“交鸿志”，愿他们凝聚我院的侨界力量，在二院党委及市侨联的领导下，共同推动我院的科学跨越发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