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全省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之际，由中国侨联信息传播部指导，福建省侨联主办，各设区市侨联等协办，联合推出“追梦中华・学侨史  忆侨杰”专题宣传。报道百名闽籍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代表（或事件）与祖（籍）国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百年历程，投身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展现敢拼会拼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的华侨精神，进一步凝聚实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磅礴福建侨界力量。

徐四民（1914—2007年），福建厦门人，缅甸归侨，著名报人、侨领、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缅甸仰光鼎新书局董事长兼总经理，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总干事，缅甸巨轮社副社长、社长，缅甸仰光华区义务警队队长，缅甸《新仰光报》董事长、总编辑、总经理，缅甸仰光鼎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全缅报人协会副会长、缅甸巨轮社社长，缅甸华商商会总干事、副理事长、理事长，缅甸联邦政府香港国际投资总商会首席特别顾问、总监，香港《镜报》董事长，香港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

生于世家　功臣之子

徐四民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安仁里灌口徐厝后村（今属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1914年8月20日生于缅甸仰光一个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家庭。

父亲徐赞周（1873—1933年）是著名华侨教育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报人，是孙中山坚定盟友，为同盟会缅甸分会发起者和重要领导人，对辛亥革命贡献至伟。1912年3月1日，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特为他颁“旌义状”，表彰他对革命的贡献。徐赞周曾参与创办了缅甸华侨第一所新式学校—中华义学和益商学校，还参与创办了《商务调查月报》《光华日报》《光华报》《进华报》《缅甸公报》《觉民日报》等。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曾邀徐赞周出任中华民国高官，但他认为当初毁家革命只为中华民族，革命成功理当身退，谢绝了孙中山力邀，继续留在缅甸经商、著述和举办华侨教育。

无钱入学　仰仗庭训

徐四民出生时，正是徐家经济陷入困顿之季。1912年，徐赞周开办的新国烟草公司破产。幸得朋友借给资本，徐赞周转为经营鼎新书局兼印务。因经济紧张，徐赞周未请帮工，全靠着自己“躬操其劳，令家人子女分任各职”，以此营运公司。徐四民小小年纪就成为家里的排字工，他在所著的《一个华侨的经历—徐四民回忆录》中曾对此有过记述：

由于我出生后，家道中落，所以直到十三岁，才进了学校。在此以前，我却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但是，我的启蒙却早在我刚刚表现出自己还有些怪性的时候，就在父亲的教诲下开始了。这位不受“束修”的蒙师，不仅教学认真，而且具有崇高威信，不由蒙童玩忽学业。从学认“人、手、刀、尺”到《三字经》《千字文》，到背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直到我攻读《古文观止》，都是由父亲讲授的。为了节约开支，又要兼顾我的学业，于是，我就变成了一名“家庭工读生”。当我长得能够排字、上机器的时候，我就变成父亲经营的仰光鼎新书局的“手民”—排字工人了。在此以前，我还“帮忙”搞过鼎新书局的店务，当过店员工人。我由排字房的学徒，很快就掌握了全部工艺过程，很快我就能操作一小时印一千张的“元盘”印刷机，受到家长兼老师的表扬。

当时，徐四民白天做工，晚上读书，虽然辛苦，但也因此读了许多书，他曾回忆说：“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我总是全缅甸第一个读者。因为一打开邮包，我就先阅读起《生活》来了。”“我的小学课程，是在诵读古文和自阅杂书、期刊中完成的。说实话，从这些‘课外读物’中，我得到的知识是远比小学的课堂讲授的东西要多的。”

初中跳级　两进中学

徐四民13岁那年，进入马来亚槟城著名的钟灵中学上一年级。钟灵中学是徐赞周当年同盟会战友创办的。14岁时，回到仰光进入缅甸华侨中学读初二，因学业优良，半年后就跳班进了初三。15岁时，考上厦门大学预科，次年因大哥病故，徐四民回到缅甸。

父亲徐赞周对徐四民影响甚大。他自小看着父亲为国奔波，也深切体会到侨居缅甸的华侨华人热爱祖国和家乡的真挚情怀。1933年父亲去世后，他继承父志，支持爱国活动。

1936年，徐四民以同等学力考入厦门大学文科。

领导全缅　抵制日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徐四民回到缅甸，投身华侨抗日救亡工作。他积极奔走，宣传抗日，号召华侨坚决不买日货，参与发起创立抵制日货爱国团体。10月2日，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在仰光成立，宗旨是：削弱日本经济实力，打击日寇，支援祖国抗战。

徐四民在《一个华侨的经历—徐四民回忆录》中曾这样回忆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

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是以店员、学生及一般工商业者为基本成员的爱国群众组织。这些成员年轻热情，肯跑肯干，任劳任怨，所以很快就发展到一百多个分会，分布在缅甸各地、各个边远的角落。这个群众组织的工作是抵制日货、打击汉奸，以实际行动宣传抗日救亡。……

华侨抵制日货总会在打击奸商与汉奸的工作上，做得积极而又出色。总会派出人员到全缅各地的商店去登记各店所存的日货，限期售空。凡违反公约者先提出警告，进一步没收货物，集中焚毁。为了配合这项抵制日货的任务，总会还组织了一个不公开的“锄奸团”来开展对汉奸分子的打击、惩戒。对于屡戒不悔、态度顽固的奸商或经常出入日本领事馆、暗中破坏华侨救亡运动的汉奸，一般在闹市给予“涂乌油”；对于其中最恶劣的分子，甚至给以“割耳杂”的惩罚。为了避免日本领事馆的注意和殖民地政府的干涉，“锄奸团”对外名称为“促善团”。这个团的成员是由国术团体抽调的，一般都会些武功。

在执行任务时，召集人员，分配任务，以及决定惩罚对象的名单等等，则由“促善团”的五人小组研究决定，这个团体的行动是秘密的，使汉奸、奸商谈虎变色。一时间“打汉奸”的声浪此起彼伏，声势很大。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行动显然“无法无天”。但是，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基于民族的仇恨。打击、惩罚的对象，又都是人人憎恶、民愤极大的汉奸。所以，那时候并没有什么人觉得我们的行为激烈过火，那些敌视抗日救亡的野心家和亲日派，面对这些爱国活动，也都束手无策，敢怒而不敢言。

1938年8月8日，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还在仰光宁阳会馆举办仇货样本陈列所，向侨胞宣传识别和拒购日货。

傲骨凛然　威武不屈

徐四民在领导缅甸华侨抵制日货和募捐援国活动中，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置个人生死而不顾。

当时，日军为尽快吞并中国，很快占领了中国港口城市，在敌人封锁和包围下，唯一的对外通路最后仅剩下滇缅公路，一切军用物资都仰仗这条大动脉输送。国内一些发战争财的投机商和腐败官员也纷纷涌入仰光，腐败官员与投机商们在缅甸挥金如土，影响了一些华侨抗日救国热情。

为集合更多华侨力量为祖国抗战服务，徐四民数次利用缅甸华侨社会的国民月会讲坛，登台痛斥腐败官员与投机商，引起了一些相关人士的不满。他们先是利诱，有的允诺给经费让徐四民开办一个滑翔机训练班，有的愿出资与之合作做生意，条件只有一个—让徐四民闭嘴。徐四民展现出了他富贵不能淫的傲骨，坦然拒绝在不少人看来是天赐良机的发财机会，坚持为民族利益发声。见徐四民不吃“敬酒”，仰光几十家经营日货生意的老板，放出风来，说是正在集资雇人把徐四民清除掉。还有一些奸商曾散布流言，并且诬告徐四民为“赤色嫌疑分子”，要求殖民政府驱逐徐四民。徐四民威武不屈，坚持斗争。

在抗日战争期间，徐四民与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结成了忘年之交。1940年3月，时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取道缅甸，经昆明回祖国视察劳军，并亲赴陕北，在延安见到毛泽东，目睹了陕北抗战情况。陈嘉庚回来后在缅甸华侨欢迎会上介绍国内抗战形势，特别是延安团结一致打东洋，军民一家，吏治清廉的事实，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给徐四民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影响了徐四民的一生。徐四民在回忆录中称陈嘉庚缅甸之行“为南洋广大侨胞带来了光明的消息”，“每一忆及，在我的心灵深处依旧涌现一种景仰与感激之情”。

组建警队　保卫仰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2日日军开始轮番轰炸仰光，并肆无忌惮地向仰光街道闹市疯狂扫射。随着东南亚多地沦入日手，缅甸危在旦夕。

为保卫侨居国和抗击日本侵略者，徐四民临危受命，组织仰光华区义务警队。《一个华侨的经历—徐四民回忆录》中对此有这样记述：

缅甸华侨中的抗日青年一向被殖民地政府视为是一群不安分守己的滋事者、社会上的“危险分子”。过去，当局总怕这批抗日分子的种种爱国活动会激怒日本人。如今，形势急转直下，这批“危险分子”在殖民当局心目中，也变了样子，成了可靠的朋友，一支可以合作的防卫力量和维持后方治安的力量。

战争的消息显然不佳，市面上已呈现混乱现象。随着敌人的逼近，政府机构已经开始撤退，部分华侨也离开仰光，纷纷奔向缅北，准备随时回国到云南去了。在缅甸的首府，伴随着人心惶惶而来的是市井宵小之徒到处趁机活动，社会秩序开始恶化。……

在这种山雨欲来的时刻，我们接受了英军的委托，在华区组织起了义务警队，来维持沦陷前华区的治安。我与曾金德、林水石分别担任正副队长。由于有抵制日货总会的基础，再加上有各个爱国社团的青年朋友的支持，这个义务警队很快就成立起来，并且在组织建成后，立即上街执行任务。仰光华区的义务警队在街头操兵，巡逻守夜，工作认真负责，做得一丝不苟。由于这是纯属自卫性质的武装组织，又是尽义务，所以获得了仰光华区各界人士的支持。为了切身利害，各方面的领袖人物无不协助义务警队，并且一致称赞我们的服务精神。义务警队在华区维持秩序的时间，虽然仅仅为时一个月。但是，这种风餐如宿的战斗历程，却成为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军事生活”。

缅甸沦陷　坚守气节

1942年3月，日本侵略者攻占仰光。由于徐四民担任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总干事，是日军要捕杀的抗日分子。日军进入仰光前夕，徐四民带着已有身孕的妻子郭素兰弃家离开仰光，开始了历时3年的艰苦危险的逃亡生活。

离开仰光后，徐四民艰难撤地至八莫那卯村。此时日军也截断棒赛公路，疯狂进攻八莫。日军攻下八莫的第二天，徐四民和26名侨胞被抓到军营，好在当地人尚不知这位高大的壮汉即是缅甸华侨抗日领导人之一，没有人指认他。日军准备将徐四民等27人一并枪毙示众。当时，审讯的宪兵队长注意到徐四民所戴的名贵手表，抓住他的手，聚焦手表，贪婪地看来看去，徐四民当机立断，把这块珍贵的结婚纪念手表脱下送给宪兵队长，宪兵队长的脸色瞬间转向和缓……一块名表换取了一张27人的通行证，大家死里逃生。

回到那卯村，徐四民决定快速离开八莫，因为这里已成为日本远征军缅北司令部所在地，大批日本正规部队陆续搭乘拖船来到这个军事重镇。

徐四民费尽周折，带着家人先到杰沙，在妻兄郭联裕介绍之下，先到了缅甸故都曼德勒，住在佛庙区。在此住了三个月，仰光又传来消息：缅甸抵制日货总会常委叶楷书和杨名题、李伯森、曾文照、林加樵等五位抗日救亡团体领导人被日军枪决，日军发出通缉令，到处搜捕徐四民，要将之抓去作为第二批杀害的主要对象。

风声越来越紧，徐四民决定再次转移。很快，徐四民携家人转移到缅甸中部丛林区的一个极荒凉的叫枝小镇。小镇北依叫枝山脉，森林密布。徐四民安家于镇中一个叫老山根的古村，古村位于丛林与江流相交之地且地势较高，对岸平原一带日本军车一到，老山根就能马上看到，可以及时通知村民离家躲避，撤入叫枝山。郭联裕的一个亲戚在老山根设有碾米厂，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徐四民一家人得以来此避难。

徐四民在老山根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改名“吴生埃”，艰难谋生。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徐四民也未忘使命，他利用自己经常要到8英里外一个有火车站的大镇—秉丽贡去补货，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分析战争消息和形势，回来以后就像讲故事似的向大家讲述时事新闻，使得他的这家杂货店几乎变成了一个可以听到外界新闻的文化中心，不断给予大家抗战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被打垮的信心。他自己也成为当地百姓可信赖的人，这也使他一家人在这个山村里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年的沦陷岁月，也保住了自己气节。

抗战胜利　全缅侨领

1945年5月4日，仰光光复，各行业逐渐复苏。7月2日，徐四民重归仰光。回来后，徐四民发现自家的鼎新书局早已被洗劫一空，整栋大厦成为一栋空楼。随着撤离的华侨陆续回到仰光，徐四民敏锐地感觉到仰光华侨迫切需要一份立论公正、报道真实可靠、反应及时的报章。于是，他联合朋友，克服各种困难，着手筹办《新仰光报》。1945年8月5日，《新仰光报》问世。与之同时，他在自家楼下创立了鼎和公司，凭借机智营商之道，取得了全缅燕窝经销权和西德奥林比亚打字机等办公用品的全缅代理权，这种独家生意为徐四民在经济上打下了稳健的根基。

在办报与经商的同时，徐四民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满腔热情地服务华侨社会，光复不久就担任了全缅报人协会副会长以及巨轮社社长，并在服务社会中，成为当地侨界商会领导。1946年6月，缅甸华商商会复办，徐四民担任复办后第1至第3届的总干事、第7届副理事长、第8届和第9届理事长。

徐四民经商有成，他将不少财力与精力投入兴办华文学校，参与创办了当地的华侨中学、中国女子中学。

徐四民也成长为缅甸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华侨领袖。曾任缅甸联邦政府香港国际投资总商会首席特别顾问、总监，香港国际投资总商会访问缅甸经济考察团首席顾问。

祖国赤子　效忠一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徐四民带领缅甸侨华侨名杰，升起了当地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年，他被邀请回国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并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正式开始其从政生涯。一九五四年，他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方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封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徐四民作为缅甸爱国侨领，负责接待借道缅甸的中国领导人，义务担任安全保卫工作，由此与周恩来、廖承志等领导人建立起深厚友谊。

20世纪60代初，缅甸军政府实行国有化，徐四民的生意被收归国有，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驻缅甸大使耿飚传话，欢迎徐四民回国。1964年，徐四民举家回北京定居，担任了全国侨联的驻会委员。

1976年，徐四民举家来港定居。1978年，全国政协活动重新步入正常化，徐四民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继续为国效劳，并在香港与志同道合者创办《镜报》月刊，针砭香港殖民政府的弊政，宣传爱国思想。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徐四民当时以七十高龄，积极投身过渡事务。1982年至1997年，先后被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委任为港事顾问，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入选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人民代表选举委员会主席团，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

为表彰徐四民为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颁发最高荣誉奖章—大紫荆勋章。

徐四民是第一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还曾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5年9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徐四民授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徐四民一生赤诚地效忠祖国。在徐老的个人画册上，他曾亲自填词了一首动人的歌曲《我是祖国的儿子》：“中国是我的祖国，也是我的伟大老师，我从祖国的存在中学习到许多真理。我爱祖国，尽管祖国也给过我不少痛苦，我爱我的祖国！我永远寄希望于她，虽然她曾使我失望过，我永远寄希望于祖国。所有这一切，是由于我是她的儿子，一个最诚实，可能也是最固执的儿子。”

2002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为表彰徐四民对国家的长期贡献，专门题词高度肯定他的爱国情怀，并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亲自送到徐老府上。题词曰：“以弘扬正气之笔，写爱国爱港之情。”

2007年9月9日，徐四民病逝于香港，哀荣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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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来源：共和国归侨（福建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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