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全省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之际，由中国侨联信息传播部指导，福建省侨联主办，各设区市侨联等协办，联合推出“追梦中华・学侨史  忆侨杰”专题宣传。报道百名闽籍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代表（或事件）与祖（籍）国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百年历程，投身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展现敢拼会拼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的华侨精神，进一步凝聚实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磅礴福建侨界力量。

20 世纪，福建曾出现过这样一位非凡人物：闽西南最早加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翻译《共产主义ABC》，为中国引进“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作过巨大贡献；他的生命极其顽强，几乎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他历尽沧桑而又笔耕不辍，无论是笔下还是身上，都折射出多姿多彩的时代印记和历史光芒；他如一座宝库，蕴藏着党史资料的丰富宝藏；对他的解读，极具洞若观火的研究作用，这位非凡人物就是郑超麟。

郑超麟（1901-1998)，漳平城关（今著城街道）人。生平坎坷，历经磨难。1929年、1931年、1952年曾三次被捕入狱，监禁时间累计长达34年。1979年，恢复公民权，曾任上海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委员会特邀委员。1998年8月1日，病逝于上海，享年98岁，被誉为“世纪老人”。郑超麟一生笔耕不辍，阅历丰富。著有《郑超麟回忆录》《髫龄杂忆》《史事与回忆》《怀旧集》《玉尹残集》等。

与邓小平相处

1923年，郑超麟（前排左三）等留法学生在法国留影

郑超麟讲述了他与邓小平相处过程中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发生在1922年的事。郑超麟1919年到达法国，比邓小平早一年。他们都是五四运动前后，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而远走异国他乡的青年学生。当时法国是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为了师夷之长，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动员一批青年人到法国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希图藉此培养中国的新生代。郑超麟、邓小平就在这个时候来到当时被认作“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但是，法兰西不是天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经济萧条，大批从战场下来的军人，挤占了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原先设想依靠打工维持读书的留学生们面临着失学、失业和饥饿的窘境。为了活下去，留法学生们四处奔波，邓小平和郑超麟就是在找工作时遇上的。1922年2月，他们在夏莱特市的哈金森橡胶厂的一个制鞋车间打工时会到一起的，彼此朝夕相处，同在一个车间劳动，同住一间公共宿含。郑超麟回忆说:他(邓小平)的年龄最小，除了他以外，恐怕都是20岁以上的人了。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就是把他当作小孩子，喜欢同他讲话，同他说笑话，同他玩。”同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郑超麟等18位留法学生在巴黎郊区的布罗区森林里开会，决定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邓小平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一起成为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早期革命者，成为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友。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大革命失败后与邓小平一起在上海的一段经历。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悲壮惨痛的一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被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深受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相继牺牲。为纠正错误，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作为湖北正式代表出席会议，邓小平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一起听取新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所作的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听取了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党的组织分设长江、南方、北方、上海4个局，郑超麟和邓小平都分配在上海局，也是中共中央的办公所在地。对那一段工作，郑超麟说:“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中央各部门就不来往了。邓小平和中央秘书处住的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并且也不许去。”

但是，患难与共的战友难免也有特殊情况。那是邓小平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张锡瑗结婚的时候。1928年的一天，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请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起吃饭。这是在巡捕戒备森严的租界地里的一次简朴而别开生面的婚礼。尽管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滩，但这间临时借用的餐室却喜气融融，洋溢着人间纯洁与美丽的真情。郑超麟参加了这个宴会，记忆犹新。他说:“这个宴会钱是邓小平自己出的。大家吃完之后，好像菜已经完了，大家还有兴趣再吃，邓小平又另外叫来菜，让大家吃，我心里想，大概邓小平家里很有钱吧。”

革命者结婚，还要靠家里拿钱。郑超麟谈起近70年前的这桩往事，仍充满诙谐和幽默。从这些情节可以看出，两位革命者有着很早、很深的个人情谊。

三次被捕入狱

郑超麟

郑超麟的一生有着浓重的传奇色彩。他的3次被捕入狱，被囚禁时间长达34年，却都顽强地活了下来。在参加邓小平婚礼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捕了。那是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和妻子刘静贞在上海住所双双被国民党抓走，被看押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还算“幸运”，因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碰到法官恰好是龙岩“第九中学”毕业的同学，只关了42天，就交保释放，“蒙混”过关了。只是妻子刘静贞在女监里感染肺炎，差点送了命，出狱后送红十字会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

第二次被捕发生在1931年5月21日夜。先关押在租界巡捕房，后引渡到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验明正身是“共产党首犯”，原定判处死刑，恰逢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司令调换，新司令“手下留情”，改判15年徒刑。先后关押在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南京军人监狱。在这次被捕前，也就是1929年12月底，他因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同其他60人联名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而被开除党籍。据其记述，当他还被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时，忽遇一个新进来的“犯人”，是从印度被引渡回来的地下党员傅大庆。傅大庆悄悄地告诉他，“他在广州看守所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尽管此时的郑超麟已不是共产党员了，但他仍认真履行了共产党员的职责，冒险把消息转告给狱中党的秘密组织负责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决定释放政治犯，被关押了6年的郑超麟才于当年8月29日出狱。

第三次被捕发生在建国后。1952年12月22日，也就是在斯大林最后一个生日的第二天，郑超麟因“托派”问题再度入狱。不同的是，这回坐的是共产党自己的监狱，而且一坐就是27年。在狱中，他潜心研究“词律”“音韵”，写了大量的诗词和回忆文章。可惜其中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没收并付之一炬了。出狱后，他把回忆起来的近百首诗词编辑出版，题为《玉尹残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恢复和发扬。1979年6月5日，郑超麟被恢复了公民权，同年12月18日，又被接纳为上海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983年，继续担任上海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特邀委员。可以想见，这与邓小平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世纪绝笔

郑超麟

为了解读这位世纪老人。笔者曾多方寻找他和有关他的著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篇名索引》第四册中，查阅到郑超麟早期发表的著作和译作就有91篇，可惜都未能找到原著。只好再逛书店，却意外地发现刚刚出版的郑超麟译著——《从苏联归来》。

《从苏联归来》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935年应邀访问苏联后写的“观后感”。3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为了向世界宣传，先后邀请了3位法国著名作家访问苏联，并作了周密的安排。这3个人是亨利·巴比赛、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访问后，他们各写了一本书。却是大相径庭的3种态度。巴比赛于1935年出版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纪》，极力颂扬斯大林，百般盛赞苏联的成就，自己也因此大受吹捧，备获殊荣。纪德于1936年出版《从苏联归来》。1937年，又出版《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既肯定了十月革命和列宁，又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直率批评，就被扣上“反苏反共”的帽子。而罗兰则在写好的《莫斯科日记》扉页上亲笔留言:“在50年内都不得发表，这50年从1935年10月1日算起。”把这本书封存起来，而回避了思想交锋。这3种态度，引起了一场世界性的争论。郑超麟在国民党狱中，秘密翻译了战友设法送进的纪德《从苏联归来》法文原本，实际上反映了他支持纪德批评斯大林的立场。郑超麟翻译的《从苏联归来》在1937年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1989年，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在封存50多年后，也终于发表了。这时，苏联的政治问题已经病入膏盲，回天乏术。这勾起了人们对当时那场争论的回想，想起那时中肯、善意的批评意见，而领导者为什么听不进去?明白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坍塌的历史根源究竟何在，认识到了新生事物如果误入歧途也会招致失败的沉痛教训。

苏联的解体毕竟是一面历史的镜鉴。98岁的郑超麟决定把60多年前翻译的《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重新出版。并亲自写一篇《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译者新序》。新序长约3000字，回顾了当年的那场争论，抒发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认真态度，体现了这位世纪老人的良苦用心。这篇《新序》的落款时间是1998年4月4日。1998年8月1日，郑超麟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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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漳平文史资料《漳平记忆》、漳平市侨联

作者：郑庆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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