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梁建勇，1959年9月生，山西阳城人（福建长乐出生）。1992年2月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支前办主任；1995年4月起任台江区区长、区委书记；1997年12月起任福州市副市长、保税区主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正厅级）；2010年4月起任莆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2014年8月任龙岩市委书记；2015年11月起任福建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现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4日下午、6月5日上午、7月1日上午

　　采访地点：福建省委大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间，持续关注民生。他任职期间，“菜篮子工程”是一个突出亮点，请您具体讲一讲这方面情况。

　　梁建勇：习书记对民生的关注不仅停留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上，他还根据问题来完善制度，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菜篮子工程”就是习书记关注民生的一个典型实例。

　　福州市民吃菜难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市民对政府的意见很大。因为经常有台风、发大水，动不动就把菜地冲走了，福州蔬菜的供应链说断就断，那真的是突然一下市民就买不到菜了。福建省本身的粮食自给率也很低，山多地少，种蔬菜就不能种粮食，所以有很大一部分要从省外调。习书记直面民生痛点，下定决心通过“菜篮子工程”解决市民吃菜难问题。

　　习书记提出要把琅岐岛和闽侯的南通、南屿列为福州市最大的菜篮子基地。琅岐岛蔬菜基地是由闽江淤积冲击而成的，土地平整肥沃，从习书记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就一直在种菜，是福州市民最大的菜篮子基地。现在因为供应已经上来了，琅岐岛才开始开发。习书记在福州那几年，“菜篮子工程”建设全面推进。他明确指出，“菜篮子工程”要以市场为导向，这样才能有效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并且持续地良性循环下去。

　　在习书记手上，福州市的蔬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生猪屠宰厂等都更深入地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并且全面开始对接市场信息，交换需求来源，打通供销渠道。在习书记离开福州市到省里工作后，我们又在他当时工作的基础上，延伸了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缺什么菜，信息就发布到电子平台上，第一时间打通供应管道。这样，福州缺菜了，其他地区的菜马上就能过来。

　　在习书记手上，严格的食品安全制度也全面建立起来了。比如，福州蔬菜农药残留量的检验在他督促下得以全面施行，购买了比较先进的检验设备，让福州市很快具备了快速检验的硬件基础。猪肉瘦肉精含量的全面检验制度也全面施行。最初，习书记让市财贸部门去调研农业部门如何检测瘦肉精。调查后，财贸部门负责同志介绍说，他们用的是一种土办法：赶一头猪走上坡路，用棍子打猪的屁股，如果它腿软，走不上去，就是吃过瘦肉精；如果它很顺利地走上去了，就是没吃过瘦肉精。习书记听完汇报后说：“这倒是个土办法，但很难达到精准，结果是不确定的，还是要用设备。”他还强调说：“这是涉及老百姓食品安全的问题，千万不能糊里糊涂的。”之后，省、市很快下拨了专项资金，添置了一批检验瘦肉精的设备。

　　从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以来，他规定市委、市政府每年至少要给福州市民做20件大的实事，这其中囊括了市政建设、百姓福利等方面的内容。但每年雷打不动、排在第一位的事，都是“菜篮子工程”的持续建设。这是一个涉及福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大事，又是长期的工作，习书记每年都重点抓，严格督办。而在其他的实事里面，从来也没有过名不副实的项目，事事件件都抓在民生上，抓在老百姓的困难诉求上，抓在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上。

　　采访组：“菜篮子工程”建设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对传统商业变革起到了哪些作用？习近平同志又是怎样发挥其作用的？

　　梁建勇：“菜篮子工程”之所以头绪复杂，食品安全之所以难抓难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城市的农贸市场作为市民重要的消费来源，却是个体经营的集合体，来源复杂，经营者难以管控。所以，习书记那个时候就开始筹划和推进传统商业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又不能过于激进，他就开始把农贸市场推进到向超市过渡的中间状态。在习书记支持下，当时福州的国有企业华榕集团，利用香港窗口企业的优势，在福州探索创办了第一家连锁超市。习书记到省里工作后，我们延续他的思路继续做，除华榕超市外，永辉超市、新华都超市等企业也逐渐开始崛起，形成了百姓生鲜超市，也就是农贸市场到综合超市的过渡状态，很好地为福州市民提供了生活方便，也逐渐覆盖了市场。同一时期，麦德龙、沃尔玛、家乐福等洋超市也进入福州。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大型综合超市三足鼎立，这当时在其他城市是没有的，从不同角度为福州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

　　这个推进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争议很大，矛盾也多，不只是市里，在省里甚至一些国家部门都有很多反对声音。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农改超必然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潮流。1999年的时候，这方面的争论逐渐达到白热化，当时习书记已经到省里工作，我当时作为福州市分管商贸的副市长，在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栏目与农业部的一个司长展开了一场辩论，那天的辩题就是“农改超到底好不好”。我的立场是从习书记主持工作的时候一直延续下来的，是一贯的：农改超不仅好，而且是大有必要的。那位司长的观点是：农改超这个过渡状态的业态，是不宜大面积铺开的，城市里应该要么发展超市，要么就发展农贸市场。那位司长自然有他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今天没必要回过头去说他哪里错了。但很明显的是，习书记当年对农改超的系统思考，确实适应了这么多年的社会发展，这不仅能从商业业态这些年良好的效果看出来，从永辉超市等企业的发展也能看出来，而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这种业态，为人民群众有效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在辩论中，我们指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是农贸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农贸市场是由个体经营组成的，试错的风险成本太低，但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立案难、取证难、执行难。小规模的食品安全问题，你是抓不到的。就算抓到了，过几天他到别的农贸市场又另起一摊。这就是不能集中管理的弊端。而超市的试错成本极高，经不起任何事故，否则整个店都会受影响。这就倒逼超市要更加严格地自我管理。而现代大型综合超市带来了过度包装、生鲜食品价格高等问题，也不能满足群众对消费水平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农改超这种过渡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老农贸市场里那些失去监管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些多年达不到标准的卫生环境，都能在农改超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同时还保证了市民能有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买到生活必需品。

　　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我就跟习书记汇报了这次辩论的过程，那时他已经是省委副书记了，主管农村农业。他说，那天晚上我看那个节目了，你讲得很好，我们就是要按这个思路往下走。巧的是，分管商务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也看了那天的节目，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有的人说农改超不好，我看你们专家就没有辩过福州那个副市长。”

　　习书记大力推行的农改超，实际上是后来餐桌污染治理等一系列举措的基础，也给这些本土的超市奠定了发展的政策基础。同时，我们也没有搞“一刀切”，农改超形成的生活超市全面支撑市民生活的同时，大型综合超市也在全面发展。而且，我们也保留了几个特色农贸市场。这个保留还是有必要的，有些很小品种的东西，是不可能进超市的，一些海产品也进不了大的采购系统，它们就可以继续保留在特色农贸市场里面继续为市民提供服务，我们也可以对仅存的这几个农贸市场实施针对性监管。

　　从“菜篮子工程”到治理餐桌污染再到大型生鲜超市，随着潮流不断发展，这个业态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习书记的社会治理理念。事实上，福州现在很多成规模的产业，都是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时打下的良好基础。这些产业现在依然是福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且已经在全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习书记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我们当时基本能够体会到，今天更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工作的几年当中，留下了许许多多关心基层群众、关心弱势群体的故事，请您讲一讲您所经历的这方面的故事。

　　梁建勇：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期间，像平潭、永泰、罗源这些比较贫困的县，他都深入调研过，对这些县的情况了解得都比较详细，甚至这些县里面的乡镇他都走过。习书记心里一直有一个标杆，他讲过：“做县委书记，一定要把下辖的村走完；做市委书记，一定要把乡镇走完；做省委书记，一定要把县走完。”

　　1992年7月7日那场洪水过后，福州的天气非常炎热，仓山区下渡街道藤山弄的部分居民因为供水管径太小，水压太低，在天气热的时候，只要用水量一大，居民用水就出现问题。习书记了解到情况后，要求相关部门迅速解决。这些部门从现场勘察到管网改造，只用了很短时间就解决了问题。在居民接上自来水那天，冰凉的自来水喷涌而出，当地居民非常满意，他们写了一首《天净沙·甘霖》寄给习书记：“藤山滴水人家，长夜倦灯苦捱；书记查情令下，流水音佳。爱民人，在今夏。”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的几年当中，像这样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事例数不胜数。

　　对于困难群体，习书记也是持续关心关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把他们放在心上。今天的精准扶贫工作，实际上也体现了他一以贯之关心困难群体的社会治理思路。习书记对特殊群体、困难群体的关注程度，完全不亚于我们很多领导对热门问题的关注程度。

　　1992年4月14日上午，习书记在郊区现场办公，带领一批干部做接访工作。当时有一个70岁的老太太，就找到接访地点来了。习书记见到这位老太太时，礼貌地欠起身说：“您老请坐下。”随后让工作人员给她倒了一杯茶。老太太跟习书记说，自己生活很困难，老伴儿早就去世了，两个儿子先天性失明。一家三口只靠她一个人种一亩地生活，非常艰难。老太太含着泪水在那里说，习书记一直表情凝重地倾听。老太太讲完以后，习书记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您的困难我知道了，政府会替你分忧。”就这样，老太太和习书记道别后就离开了办公现场。谁知道，老太太刚一离开，习书记当即就把市里、区里、镇里三级单位的相关领导，还有福州市福利院的领导叫过来，指示他们把老太太的两个儿子收进福利院生活，老太太日常生活的费用由县乡村三级各负担三分之一。事情只用了几分钟就布置妥当了。当时，那个老太太才刚走出办公现场没多远，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但是旁边一个在排队等候的残疾人目睹了习书记布置安排的整个过程，他突然激动地大声说：“习书记！我代表全市残疾人向你表示感谢！”

　　随着习书记下基层调查的深入和接访制度的开展，也有赖于他对困难群体的关心，更多残疾人的问题得以发现和解决。习书记接下来主持出台了一系列扶助残疾人的政策。在几次有关残疾人工作的会议上，习书记和市委、市政府经过研究布置了更多具体举措。比如，鼓励企业吸收残疾人就业政策，统筹解决白内障治疗、肢体残疾人的假肢补贴、聋哑人的康复，政府怎么做，出多少钱来做，等等，都有详细规划。福州市的残疾人工作做得好，国家也很认可。

　　习书记常说，对有特殊困难的人，要给予特殊关心，我们要搞雪中送炭。仓山区上渡街道有一个病退的困难职工林孔香是先天性左跛子，妻子张筱钦患先天性脊椎炎，18岁的次女智力有障碍，一家四口，残疾人就占了三口，仅靠他每月14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习书记了解到情况后，与仓山区的有关领导协商，由区政府出面，并由民政部门调剂了一间商业店面租给他，让他经营食杂店，并要求民政部门补助给他1000块钱的救济款。就这样，他们一家能在半扶持、半劳动的情况下生活，既减轻了社会负担，也提高了生活水平。习书记对区领导说：“对这样有特殊困难的人，政府要特别关心，多为这些人‘雪中送炭’。”这位困难群众对习书记一直非常感激。

　　台江区有一位孤寡老人叫叶兰梅。1994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她正自己一个人在家过年，习书记来到她家里做客。叶兰梅高兴地说：“习书记，我真没想到你能来陪我过年！平时最多就是居委会主任来看我，今天市委书记竟然来了！”也是这个大年三十，习书记还派了几位同志去看望鼓楼区的一位81岁的孤寡老人，并给他送上年货。

　　习书记挂钩扶贫的永泰县葛岭镇溪洋村，大樟溪水流湍急，横穿而过，无桥无路，村民的农产品无法卖出。习书记了解情况后，协调有关部门为村里修了一条宽5米、长200米的桥，大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福州五中有一个三好学生，身患重病，从1994年10月开始基本都躺在床上，医疗费花了8万多，他父亲陈孟伦借了很多钱还没有还上，每个月只有两三百元的收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他们给习书记写信求助。习书记对他们一家非常关心，1994年12月11日批示“应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救助”，要求区里进行援助，妇联、团委还出面组织了捐款。

　　这些例子只是很小一部分，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一直非常关注这些困难群体。

　　当年习书记常说，一般群众，政府要为他们提供的是良好的公共服务；而那些生活困难的群众，政府就要对他们给予一些特殊照顾。我们不做这些事，怎么能体现党的为民情怀呢？又如何谈得到践行我们的使命呢？习书记每次谈到这个内容，都带着深厚的感情，都是他对人民群众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他还说过，我们做的工作，无论大事小情本质上都是群众工作；无论大事，还是小情，人家求上门来，肯定都是有困难的，没有困难也不会来找你。所以我们的政府部门，既然管人管物，就应该帮助这些困难群体。

　　习书记对困难群众来信的每一个批示，都很认真地写上要求哪个部门来抓落实。最初，我认为这是习书记职责所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后来了解得多了，我感到不止于此，他如此主动、积极地关心群众和帮助困难群体，那是因为他有着一颗悲悯、善良的心，心里装着群众。再到后来，我自己也当了市长，当了市委书记，当我努力以习书记为标杆、像他一样去为民服务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工作量真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坚定意志是难以坚持下来的。很难想象习书记当年是怎样不厌其烦做这些事情的。这时，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习书记能够如此为民谋福祉，所凭借的就是一颗共产党人为民奉献的忠诚之心，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初心”。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手上，福州大量的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大量的文物得到保护和修复，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梁建勇：习书记抓工作一直是很全面的，对文化事业也是如此。他对福州的传统艺术非常喜爱，福州闽剧学校是他亲自倡议创建的，至今仍为传承闽剧艺术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习书记同时也认为，福州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应该在弘扬古代艺术的同时，也重视现代艺术的培养。他参加过一些活动，明显感到福州市的现代歌舞艺术水平差距较大，就由市里自费选送了一批学生到北京舞蹈学院委培学习，后来他到北京开会期间还去看望过这些学生。这批人深造以后回到福州，现在大部分都成了艺术单位的骨干，有些还走上了领导岗位。

　　习书记到福州市履新之初，就仔细研读了地方志，对福州的历史、文化、人物、古迹有了很深的了解。在与当地同志交流时，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对名人古迹都如数家珍。在习书记手上，不仅现有的文物古迹保护修缮得很好，很多遭到破坏的文物古迹也得到了大量修复。比如，西禅寺、闽王祠、琉球馆等，与林则徐有关的建筑就有三处得到修复，此外还有冰心纪念馆、林觉民故居、邓拓故居等近代文物得到修缮和保护。还对64个名人故居、遗址等分别采取立碑纪念、挂牌昭示等办法加强管理。

　　为了弘扬福州的文化，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还立了不少历史人物雕像。福州有个说法是“四个老头把城门”，意思是四个城门分别有四位文化名人的雕像，即南门的林则徐，东门的严复，北门的王审知（河南固始人，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建立者），西门的张伯玉（北宋官员，曾任福州知州）。当时，有些人认为，为什么不塑一些现代时尚的雕像。到今天，我们才体会到，当时那么做彰显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和文化自信的魅力。

　　福州市民至今仍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就是习书记当年如何保护三坊七巷。当时一些企业对开发福州古城区三坊七巷很有兴趣，市里还与有关企业签订了整体开发协议。整体开发方案送到市委研究时，习书记在会上强调要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他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三坊七巷整体开发就此搁置。2008年，习书记已经到中央任职了，我们去北京出差时专程向他汇报说，您当年关心保护的三坊七巷一事，现在解决了。习书记感慨地说，三坊七巷应该好好保护！当年我们部分同志对问题的看法有局限性，这也是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

　　习书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感情至深，对福州文物呵护有加，甚至福州的名木古树，特别是榕树也得到他很好的保护。他还让我们组织文化部门和专家学者做了一套记录福州历史文化的丛书，有《福州古厝》《福州老街》《福州世家》《福州谚语》等等，共计有八本，是一套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我也做了一些审编工作，其中有一本分册《福州古厝》，习书记亲自为它作了序，几位民俗专家对此非常感动。习书记对这套书很重视，去国外出访时，还经常带上这套书送给海外的福州籍华侨。

　　采访组：福州毗邻沿海，是一个台风、洪水频发的地方，突发事件也非常多。习近平同志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是如何应对和处理的？

　　梁建勇：习书记刚来福建的时候，年龄刚30出头，很多福建的老同志评价那个时候的他，说他老成持重，有远远超越他这个年纪的沉稳，在应急和危机处置时，越发突显出“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大将风度。

　　福建是台风多发地区，习书记是从内地来的，到福建工作时间并不长，而且当时班子成员的年龄都比他大，他是常委里面年龄最小的。然而，每次台风来袭的时刻，习书记都非常冷静地部署：台风来之前怎么动员防御，台风登陆的时候做什么，台风过后如何开展工作……他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完全超乎我们这些福建人的想象。

　　还有1992年的洪水袭击福州市区，他指挥群众撤离，调集救援力量，他自己也到解放大桥、闽江二桥的桥头去察看具体情况，指出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抢救，吩咐我联系部队直升机帮助中洲岛的群众撤离，还有洪水过后的生产怎么布置，救灾物资怎么调配，所有工作他都做得非常细致，很有条理。

　　马尾重大火灾，习书记是亲自赶到现场去处置的，我们一般人看到现场会慌乱、心急，一急就会反映到决策上面，往往作出不冷静甚至错误的决策。但是习书记在这种突发性事件面前，头脑异常冷静，每次都是很耐心地听情况汇总，虽然有时候汇报的人声音都会打颤，但习书记仍然冷静分析，综合考虑，作出稳妥决策。

　　当时，福建的老同志和基层的干部群众看到都很震惊，他们私底下评论说，习书记真有大将风度。

　　采访组：高效、完善的领导方法，需要领导者自身具有高的素质，请您从这方面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的个人修养，以及他的修养与领导能力之间的关系。

　　梁建勇：与习书记共事这么多年，我感觉他很有领导的责任心和担当，也很有领导的才华和艺术。除了日常细致深入的调研，他处理问题始终有着很强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协调性。习书记从大队（村）支部书记做起，一步一步走上县、市、省、中央的领导岗位。他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也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创新思维，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与时俱进。

　　领导决策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我们领导干部对社会现象的随机性怎么认识，又如何把握普遍的规律和政策，全面提高治理水平，这是一个重要的能力。习书记就经常从很小的事件、问题中捕捉出制度的缺陷和问题，立即弥补完善，以提高政策的覆盖性和有效性。比如，他从“菜篮子”问题，发现了产供销结构的问题，又看到了农改超的业态发展问题，以及餐桌污染整治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多年，对我是很大的教育，受益良多。从他的身上，我体会到了领导干部提高个人修养的几个方法。

　　第一就是“驭己”。人要能驾驭自己，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习书记历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福州工作期间，他的住处很简朴，甚至可以说很简陋，有时他的同学朋友到他家，他会自己下厨房做简餐招待他们，这也是一种律己。这种律己，指的是驾驭自己，有时候人们是限于规章制度，不敢造次。但他能在规章制度之外，更严格地驾驭自己，这要有很强的克制力。

　　第二就是“导人”。习书记正是因为有强大的“驭己”能力，继而就可以引导别人。首先大家会尊重他，会信任他，愿意和他交流。而他又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经历丰富，讲话引人入胜，我们每次听他讲话都听不够，也对他讲述的道理深以为然。在他手下工作，我们感到很舒心。这种情况下，他客观上就能很好发挥“导人”的作用，让我们自觉地主动向他看齐，向他学习。

　　第三就是“理事”。习书记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是很有艺术性的。甚至很多对立的东西，他都可以转化过来。他开会讲话有可能限于议题和篇幅，不能展开讲得太多，但他在下面的很多讲话更为深刻，能抓住很多东西的规律，能把握事物互相转化的趋势。他曾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平衡向平衡转化的，掌握转化的时间和趋势，才是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

　　无论“驭己”“导人”还是“理事”，习书记都不仅仅是建立在一般的工作层面，而是建立在“道”和“德”的更高层面上。他有强烈的事业心，有真诚的为民情怀，有敢于对错误决策说不的勇气，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这就是他一直以来所坚守的共产党人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