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陈慧瑛，女，1946年生于新加坡，归侨，散文作家、诗人、教授。1967年厦门大学毕业后到太行山插队劳动6年，1978年至1988年任《厦门日报》社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记者，1988年至200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1992年至2002年任福建省人大代表。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陈慧瑛家中

　　采访组：陈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副市长期间，您是《厦门日报》社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记者。您和他是怎样认识的？请您谈谈你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陈慧瑛：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从河北省正定县来厦门任副市长的。对这位年轻的副市长，我有着真诚的崇敬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1985年，我已经在《厦门日报》社工作了8年。因为当时特区刚刚兴起，我在副刊当文艺编辑，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主动采写新闻当记者，几乎每周都有一篇比较大的文章刊登在《厦门日报》上，当时很多人喜欢读我的文章。那年冬天的一天，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的近平同志来到深田路46号《厦门日报》社，问遇到的人：“陈慧瑛同志在哪里？”人家告诉他我在5楼，他就噔噔噔地上楼来。见到我以后，人家给他介绍：“这就是陈慧瑛。”他听了，很高兴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满面笑容地说：“你就是老陈啊！你的报告文学、散文还有散文诗都写得很好，我很喜欢，你为宣传特区的人和事做了很多工作。”

　　近平同志来到厦门的时候是32岁，当时的我还不到40岁。见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这样鼓励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本以为他是来投稿的，报社的同仁告诉我，这就是习副市长。他穿着白衬衫和外套，很帅气、很年轻，个子很高。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言谈儒雅，很热爱文学，对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非常熟悉，令我十分敬佩！由此，开启了我们之后几十年的“布衣之交”。

　　直到现在，我和近平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包括和彭丽媛同志——当时我叫她小彭，现在叫她彭主席，因为她是全国文联的副主席，我的本职工作是市人大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也是厦门市连任五届的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近平同志在福建将近18年的从政岁月里，由于工作、生活上接触的方方面面，我对他既具有雄才大略、又特别珍重情义的特质，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喜欢读书，也爱好文学。他和您有过文学方面的交流吗？

　　陈慧瑛：近平同志刚到厦门的时候还是单身，业余时间就邀请记者、作家、文学青年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和大家亲密无间，我们也从不把他当官员看待。他自己也写诗、随笔和小说。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他竟然写过电影剧本。

　　1986年初春的一天，时任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主编的郭晨同志是位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从北京到厦门来，除了向我约稿，还请我带他去见近平同志，他们原来就曾相识。

　　《厦门日报》社在厦门深田路，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离得很近，拐个弯就到了。到了他家，我们交谈甚欢，谈文学、谈艺术，谈北京、谈厦门，可谓无所不谈。后来了解到在北京工作时，近平同志和郭晨一起创作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名叫《基督医生》，分6期连载在1986年5月至6月的《厦门特区文学报》上。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关心文艺工作者的故事？

　　陈慧瑛：近平同志对文艺工作者确实非常关心。我就讲两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一个是要车，一个是要房。

　　1986年冬天，厦门市文联主席对我说：“我们文联从解放初到现在，几十年了一辆公车也没有，年纪大的艺术家们每次开会、参加活动都很不方便，特别是遇上刮风下雨就更麻烦了。你和习副市长熟悉，能不能请你将情况报告给他，让他给文联批一部工作用车。”我当时兼任市文联副主席，觉得这也是分内之责，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近平同志请示。没想到他一听，马上露出非常关切的表情，问我：“真的几十年都没有一部公车吗？”我回答，确实没有。他说，那就请文联写个报告来吧。后来，他真的把文联的报告批给市财政局。两周之后，市文联就领到了第一部公车——12座的丰田面包车。

　　过了不久，市文联又希望通过我向近平同志给文联申请几套福利房。本以为刚刚要了车，又去要房，他会拒绝。可没想到，近平同志很认真地向我了解市文联现在各级干部住房情况和具体困难，然后就在市文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大概一个月左右，市里就为文联划拨了3套职工用房，一套给了文联的老主席，一套给了资深的老编辑黄登辉同志，还剩下一套分给一名新来的职工。

　　采访组：您说您和习近平同志是布衣之交，您能说说你们之间的一些交往细节吗？

　　陈慧瑛：最能体现我与近平同志布衣之交的，就是我两次为他送行的事情。

　　第一次是1988年，他调离厦门前往宁德工作的时候。

　　有一天，我到漳州市龙海县采访，大概晚上6点左右，当地同志告诉我，县委办有我厦门来的长途电话。我一听，以为家里有事，急忙赶到县委办公室，拿起电话，问：“您是谁啊？”电话那头传来近平同志的声音：“是我，我打电话来向你告别。”我先问他怎么知道我在龙海，他说他打电话到我家，我爱人老吴告诉他我到龙海来采访了。他跟我讲：“组织上要调我到宁德去，明天就走”。

　　我一听马上就说：“那我赶回去为你送行！”但近平同志说：“龙海开船要有潮水，明天要下午涨潮时才能开船，我明天上午就离开了。陈大姐，以后你到宁德来看我吧。”为了能赶回厦门送行，我决定连夜乘车，取道漳州回去。第二天一早6点多，我赶到图强路近平同志宿舍。他一看到我，快步走过来，两手与我紧紧相握，又惊又喜。正式分别时，近平同志一再嘱咐说：“大姐，到宁德来看我！”那一刻他很淡定，很平和，我在他的目光里面看出了他对厦门这片土地的眷恋。

　　第二次送别是在他从福建省长任上调往浙江时。2002年10月10日上午10点多，我正在市人大办公室上班，忽然接到近平同志秘书打来的电话，说：“省长交代我告诉你，明天中午一点钟，他就乘飞机去杭州上任了，今后你去浙江，一定要去看他。”我就问他，习省长去了浙江还是当省长吗？秘书告诉我，任代省长。

　　我听了之后，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毕竟浙江与福建相比是江南大省，这是荣调，我真诚地为他高兴；但是如此爱民、如此优秀、如同亲人一般的近平同志要离开福建了，我心中的留恋和难过，也实在言语难表。当时厦门还有一位同志听说了近平同志要去浙江的消息，与我约定一起去送行。第二天清晨，我们从厦门赶到福州，在省委大院见到了近平同志。他握着我的手说：“大姐，你来了我很高兴。”随即交代秘书去沏茶。他又说：“大姐，我要到杭州去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指导意见？”我说：“不敢不敢。我们冒昧从厦门赶来，您临行前又百务交集，我们看你一眼就走。”他连说不着急，又请我们喝茶。随后，他让秘书给我们照了合影。

　　采访组：请您谈谈您与彭丽媛同志是怎样结下深厚文缘和友谊的？

　　陈慧瑛：我与彭丽媛的文缘和友谊，起于近平同志帮我请彭丽媛来厦门演出。

　　1988年10月，厦门市人民广播电台和厦门悦华酒店决定联办“我爱厦门”文艺晚会，在准备邀请的中国歌坛精英的群芳谱上，第一位就是彭丽媛同志。可是电台台长、副台长两次到北京去邀请，要么是彭丽媛正忙，要么就是失之交臂，非常遗憾。

　　他们知道我和近平同志熟悉，就上我家来说：“慧瑛同志，请你给习书记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们请彭丽媛同志到厦门来演出吧。”虽然有些畏难情绪，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家用座机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

　　近平同志接起电话，听我讲了事情的原委之后说：“你电话打得真巧，小彭昨晚刚从北京回来探亲。我一定让小彭去。”然后他举着电话，对身边的小彭讲：“大姐来电话了，请你到厦门去演出，我替你答应了。”随后又让小彭来跟我讲电话。我和小彭通电话的时候说：“厦门人民特别欢迎你呢！明天就派车子去接你过来。”彭丽媛连说：“不要不要，千万不要，我就坐大巴去。”我说那怎么行，从宁德到厦门要8、9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呢。但她还是坚持，说：“大姐，别劳民伤财了，我就搭长途汽车去！”

　　果然，第二天下午大概五点多钟的时候，小彭就坐着大巴风尘仆仆来到厦门，我和我爱人老吴、还有电台台长一起去长途汽车站接她。我们一再问她累不累，她笑呵呵地连连摆手，说：“蛮好的，不累！不累！”这位风靡九州，饮誉欧、亚、美几十个国家的著名歌唱艺术家，留给我们厦门人的印象是亲切、朴实的，一点没有名人的傲气和架子，所以，我们和她的心一下子就贴近了。

　　晚会上，彭丽媛唱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苏三起解》《掌声响起》，她每唱一支歌都是掌声不断，一再谢幕都下不来，只好一支歌一支歌接着唱。厦门的百姓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沉浸在艺术海洋里，深深感受到她的歌声里充满温情，充满爱意。那一天，掌声雷动、万众欢腾的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那次演出临别时，彭丽媛对我说：“我爱厦门，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这儿曾经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和难以忘怀的往事，将来我一定争取机会，再来向厦门人民献歌。”她评价说厦门的观众是一流的，她走过很多地方，很少看到一个城市具有这样广泛的富有艺术气质的观众。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后来还为彭丽媛同志写作了《亭亭玉荷溢芳馨》一文，请您讲讲这篇文章的由来吧。

　　陈慧瑛：说起《亭亭玉荷溢芳馨》这篇文章的由来，我先要说说近平同志和彭丽媛那段感人至深的婚恋。现在所有谈他们俩婚恋的文章，大都是从我30年前撰写的这篇文章脱胎而出。

　　1988年10月那次与彭丽媛相会后，我们就成了朋友。在台下，彭丽媛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大学生——那时候，她还在读研究生，谈吐风雅谦和，举止彬彬有礼，一点没有所谓的“歌坛天后”、“耀眼明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留给我的印象非常美好。

　　当天晚会过后，我们在餐馆吃饭。我说：“为了艺术，你不断劳累奔波，回一趟家也不容易呀！”她对我说：“是啊，所以近平挺苦的。我不在身边，他的工作挺忙，一个地委书记，牵挂着千家万户，哪里顾得上照顾自己？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到他那儿去，给他做几顿可口的饭菜，调剂一下生活。”我很惊讶，说：“你会做饭？”小彭说：“会呀，不仅会做，而且还每天变着花样，有时也和近平一起磋商菜谱。”

　　在彭丽媛眼中，近平同志虽然是中央领导人的孩子，但他从不摆架子，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很有事业心，也很能吃苦。他的许多同学都出国赚钱去了，他也不是没有条件出去，但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选择了当人民公仆的路。彭丽媛说，我不仅爱他，还可以说是崇拜他。有时候我想，我应该到他身边去，这样起码他的生活有人照料。但他不愿意我放弃音乐事业，他希望我在艺术的山峰上继续攀登。因此我们不得不常常像牛郎织女一样分处天涯海角。

　　听了小彭一席话，我的心被深深感动了。想不到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艺术家，既是一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的智慧女性，又是一位温婉体贴、贤惠能干的贤妻。小彭还告诉我：“去年我们在厦门结婚，新房就是那个旧宿舍，你去过的。”我马上回答说：“我知道，是图强路宿舍。”她说：“是呀，旧宿舍里的家具也全是旧的，我们没有再增添什么，一切简单朴素，一床旧棉被就结了婚。婚后第四天我回北京参加艺术节，然后访问加拿大、美国。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读书、写论文、演出等，占据了我绝大部分时间，但我不论走到哪儿，心里总是牵挂着近平！”

　　小彭还说，有的女性从事舞台艺术，丈夫不愿意，可近平一点也不狭隘，特别理解和支持她的事业。近平的家人也很喜欢她，一再勉励她在艺术领域发愤图强、精益求精。

　　1989年春天，广东《家庭》杂志向我约稿。当年《家庭》杂志是全国十大期刊之首，发行量500万份。我就1988年与彭丽媛美好相逢的往事，写下了这篇《亭亭玉荷溢芳馨》，发表在这本杂志1989年第6期上，引起较大反响，被评为当年《家庭》最佳作品第一名。

　　文章发表后，我并没有告诉近平夫妇，当然更没有寄杂志给他们。1989年7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彭丽媛从福州打来的电话，她说：“大姐，我到福州来了，谢谢你给我们写了那么美好的文章，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近平要我打电话谢谢大姐！”我听了以后，说：“我没寄杂志给你，你又那么忙，怎么能看到文章呢？”她说：“是我妈妈寄给我的。”后来我了解到，是齐妈妈寄给彭丽媛的。她接着说：“妈妈说，‘有一位作家给你俩写了篇文章，写得很好，特地寄给你们读一读’。”我听了她的话，说：“小彭，我写这篇文章，是要弘扬一位艺术家感人至深的人文精神，要赞美近平同志这种深得人心的领导风范。”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夫妇接触交往过程中，还有哪些令您难忘的回忆？

　　陈慧瑛：有很多，我讲几个小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叫“年年贺卡飞南北”。近平同志自1988年春离开厦门到现在，转眼30年了。每一年新年前夕，我都会给他寄贺卡，同样的，每年的元旦春节也都会收到他给我的贺卡。无论他在宁德当地委书记，在福州当市委书记，在福建省当省长，在浙江省当省长、省委书记，还是在北京当国家副主席，都是一如既往。有一年元旦，近平同志从浙江省政府寄来一张贺卡，春节又从浙江省委寄来一张贺卡。

　　特别是到了2013年元旦前夕，收到近平同志从中南海发出的贺卡信封和彭丽媛亲笔题写的新春贺卡，我的心情十分激动，难以言表！那时候，近平同志已经贵为一国至尊，日理万机，但仍然不忘故旧，那一种天高地厚的关怀，没有任何功利，只有人间的至诚，令我止不住流下热泪。

　　第二个故事是“齐妈妈的信”。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老前辈逝世了。一直以来，我听到了太多关于这位老人的故事和事迹，我从心底里崇敬这位正直无私、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听到这个噩耗，我感到深深痛惜，立即发去一份唁电和一副悼联。当然，这份惋惜痛悼之心也包含着我与习近平夫妇一份年深日久的友谊，但毕竟我的文字所能表达的也只是一点微薄的心意而已。

　　让我想不到的是，当年的6月5日，我收到齐心妈妈从福州转来的一封感谢信，信上是这样写的：

　　陈慧瑛同志：

　　习仲勋同志病重住院期间，得到了您的真诚关心。习仲勋不幸逝世后，您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这一切，使我和孩子们深受感动，在我们最悲痛之时，体会到了深厚的亲情和温暖。在此，我们特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祝您和全家健康、祥和、快乐！

　　齐心率子女敬上

　　2002年6月5日

　　第三个故事叫“文代会上泪滂沱”。2011年11月，第九届全国文代会、第八届全国作代会在京召开，也就是这一次，彭丽媛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

　　我已经连续参加了6届全国作代会、文代会，前后30年。有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贵宾厅，我与夏菊花、冯骥才、杨丽萍等坐在一起，心想这回彭丽媛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我们应该可以见到面吧。正想着，就看到彭丽媛穿着军装从贵宾室出来了。我赶快起身，想过去跟她握手，没想两位女兵一下子靠上来把我挡住。想不到这一切都被彭丽媛看在眼里，她直接上前两步，快步走过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既亲切又热情地说：“我看到福建的代表名单上有大姐的名字，就想这回肯定能见到大姐啦！老习交代我问大姐好，问大姐全家好！”

　　我当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内心十分感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说：“托习书记的福，全家都好。请代我们全家问他好！”

　　这次见面，我和彭丽媛还在人民大会堂贵宾厅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采访组：您连续担任四届厦门市人大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一直致力于推进侨务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副市长和后来在省委工作时是如何关心侨务工作的？

　　陈慧瑛：从1987年到2007年这20年间，我连任5届厦门市人大代表、4届市人大常委，连续2届被选为福建省人大代表，另外我又在市人大连续4届担任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分管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工作。一方面，我本身是归侨；另一方面，跟近平同志较为熟悉，所以他当年在厦门、福州、福建省工作期间，对这些工作的高瞻远瞩、宏韬伟略和对侨港澳台同胞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福建人民记忆犹新，作为归侨和侨务工作者，我更是深深感动，受益匪浅。

　　福建是重要的侨乡，特别是厦门。有人说过：“没有华侨就没有厦门的历史，没有华侨就没有厦门的今天”。而且，厦门还是世界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故乡。近平同志对这些情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指出，作为地方一级党委、政府，不仅要重视、支持侨务工作，必要时领导还要亲自做有代表性的侨商、侨裔的工作。

　　他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建立了福州市三级侨情资料库，还建立了与海外200家大华侨、大客户的联系制度。他曾经专门创立“大侨务”观念——他在一篇题为《“大侨务”观念的确立》的署名文章中写道：“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跳出侨务部门的范围，使之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的大事。”

　　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了很多侨务工作的新思路，诸如要从老一代华侨工作转向新一代。现在新一代华侨的范围很广，除了老一代华侨的后裔，很多留学归来的人也都视同归侨来对待。要做好国内归侨的工作，由送上门转向主动上门去工作。如果没有“华侨对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的整体概念，是提不出“大侨务”的理念来的。

　　采访组：请您再回忆一下当时习近平同志对港澳工作和宗教外事工作的关心。

　　陈慧瑛：近平同志对港澳同胞、港澳前途的关怀，也是一以贯之的。上世纪90年代，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港澳经济遭受重创的时候，近平同志亲自到港澳地区去，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指出：“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他在全国两会期间与港澳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时强调“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他高屋建瓴的指示和身体力行的关怀，在那种经济低迷、人人自危的氛围下，给了港澳同胞，特别是金融界、商企界很大的鼓舞，为增强抗击危机信心、为安定港澳社会起了定心丸的作用。

　　宗教工作方面，我记得2000年省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近平同志前来听取厦门团代表的讨论。那次我就宗教旅游提出六点建议。近平同志听后说：“我同意陈慧瑛代表的六点建议。我在当副书记的时候，也分管宗教工作，始终本着‘逢庙必进，入乡随俗’的宗旨……”他话音未落，全体代表掌声雷动。他那一份平民情怀，赢得了代表们的崇敬和信赖。

　　我认为，无论是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提出的外交政策，还是他在外交中展现的大国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都是前无古人的。作为一个老外事工作者，我衷心敬佩他。从上世纪90年代起，近平同志就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总是能用真诚、贴心的语言，赢得其他国家的朋友、港澳台地区的同胞们和各国侨胞的心。他亲切、亲和、拉家常一般朴实无华接地气的语言，总是让你觉得他是你的朋友，无形之中就被他折服了。我想起有一次，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他到厦门调研，在湖里区金尚社区，一位老人用红纸剪了一幅“福”字送给他，说“把福气送给主席”。他高兴地接过来并回答说：“也希望你们能够快乐、安康，大家一起过上幸福生活。”我们的近平同志是多么平易近人啊！

　　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的口碑，厦门人民对近平同志都带着一种真诚的崇敬和热爱。历史将证明，习近平是一位伟人！而我作为他的一位平凡的布衣之交，今天看到他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伟大领袖，成了全国人民无比热爱的总书记，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心中刻骨铭心的喜悦和敬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