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着侨史的时代儿女 ——记厦门市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毅明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做好新形势下的侨务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侨联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开启了侨联事业发展新篇章。2022年，福建省侨联特别推出“喜迎二十大·侨界新贡献”专栏，总结回顾福建侨界近年来发展的非凡成就，展示海内外闽籍侨胞的担当作为，进一步加强侨界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广大侨胞和归侨侨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1935年12月17日，陈毅明在新加坡出生。不久后，其一家三口坐着舢板来到北婆罗洲，靠割胶和种地为生。神秘的巫术让他们感到人地不宜，于是再次迁移到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又辗转到了毛呵岛和榴莲岛。
父母对陈毅明的教育主要围绕着做事为人、宗族观念和社会规范三方面。为人，正直、明是非，做事勤快、踏实；铭记我是唐人，家乡在哪，宗族文化是什么样的；社会规范结合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和海南家乡的民俗。1946年，陈毅明跟随母亲及继父来到新加坡。得益于之前的学习基础，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星洲幼稚园附小。
在小学里，她遇到了文学世界的启蒙人——李鸿江老师。李老师从集美中学毕业，那是她第一次听说“集美”这个地方。受李老师的影响，她感兴趣的大多是西欧和俄国的文学著作，也有不少涉及左派、民主革命的内容。
少年陈毅明一心追求作家之梦。当时新加坡的海南华侨中，普遍崇拜陈嘉庚，支持共产党，恰逢《中兴日报》有一个捡字员的职缺，但《中兴日报》属于右派报纸，受环境和认知的影响，她放弃了这个机会。后经人介绍，她成为布伞工人。在此期间，他们一家租住在新加坡一家咖啡店楼上，咖啡店老板的儿子冯增贤是马来亚共产党员。他常说：你能读书，经常考第一，但因为没钱就不能去读中学，显见社会是不平等的，促使她意识里左派思想得到萌发。
当时的华侨的十分关心中国发展，年轻人普遍向往新中国，很多初高中的孩子，写一张条子在家里：爸爸妈妈我回新中国去了，人就跑了。甚至一些家庭条件好的父母也将子女送回祖国接受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华侨回国是出于对新政权的向往。当然，马来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先后出现大规模的排华运动，也是迫使华侨大举北归的因素。
身处殖民年代的新加坡，陈毅明和十多位布伞女工发起争取妇女平等的抗争，提议女性在三八妇女节带薪休假。她还在醒华夜校周年庆的演讲中喊出：“打倒英帝国主义，炸烂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带头抗议、演讲、派发传单……陈毅明的一系列行为被英国殖民政府盯上了。1952年，英国殖民政府以“与共产党有联络触犯‘紧急法令’将她收监，再转送到马来亚巴生港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她认识了后来成为她先生的冼树良。1953年7月，他们从巴生港被遣送回国，此前已经有25批华侨陆续被遣送回国。
陈毅明心想：我不能参加解放祖国的斗争，就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年轻人凭着满腔热血投入新中国建设，也得益于当时侨务政策的支持，从此改变人生的轨迹。当时国家的归难侨政策，贯彻“按籍安置，主要面向农场，有技能的量才录用”的方针进行安置。为了使华侨学生能顺利入学或就业，侨务部门还集中对华侨学生进行补习。先于1952年在北京设立第一所侨生补习学校，后又在厦门集美也设立了相应的补校，使更多的归国华侨青年实现升学的愿望。
陈毅明回国后经常生病，还要兼顾课业，身心都比较脆弱。这时候，她得到了师长和同学的帮助，学校对她而言，就像家一样温暖。
1957年，陈毅明考上了厦门大学历史系，还结婚了，从此既是学生，也是妻子。陈毅明认为既然结了婚，就要照顾好家庭，孩子、丈夫、家，就要有个样子。她所说的“样子”是，既然是个家，夫妻两人一定要对这个家庭负责，孩子要教育好。在对孩子的教育和发展上，她注意到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问题。她一直建议儿女至少大学毕业后再考虑出国留学。因为只有成长在中国，才能对中国文化有基础的理解和认同，才能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去体验国外的一些事物。
厦大毕业后，陈毅明留校在历史系东南亚教研室任教，不久后转到科研处负责文科科研业务。大约是1981年，她被调回到历史系，时任历史系主任的陈在正认为，她既是归侨，正适合研究华侨史，便安排她去当陈碧笙教授的助手，学习教授华侨史课程。在此同时，也协助陈碧笙整理陈嘉庚的资料和年谱，这是她参与学术研究的第一部作品。因教授侨史的机缘，她出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理事，并认识了华侨博物院当时的院长。此后，她每年都带着学习华侨史的学生到华侨博物馆去参观，并留意到未有专业人员负责研究策展。1984年，她提出想调到华侨博物院。1990年1月2日，陈毅明调任华侨博物院副院长。临近退休年龄的陈毅明展开了工作生涯的新征程。当时的华侨博物院属于私立性质，而且缺少专业的研究人员，她以学者的专业，使展出丰富起来，推动华侨博物院从一个私人的博物馆提升到专业的博物馆。
陈毅明特别注重培养年轻人，而能一以贯之。据华侨博物院研究部主任林翠茹回忆，1998年底，当时她负责文物管理的工作。有一天，陈毅明叫她拿着笔记本和笔到展厅去，陈毅明给她介绍了整个展览，还把华侨史讲了一遍。2001年的春节过后，陈毅明组织编写侨领孙炳炎的书，带着她们一行人赴新加坡调研，在这次调查中，他们不仅拜访了孙炳炎，还拜访了侨联、社团，并在过程中了解陈毅明因对侨史研究及归侨事业的贡献在东南亚华侨社会获得普遍的认可和尊敬。
从一个没钱上学的工人，到大学生、教师，副院长，再到人大代表，她生命经验如此丰富，与“侨”的身份及来自东南亚的出身紧密相关，而身为“侨”，那份认同与切身体会，使得她真切地关注这个群体。
在陈毅明的华侨研究工作中，一部分与陈嘉庚有关。陈嘉庚的事迹和精神，她年少在新加坡就有所耳闻。她就读的集美中学和厦门大学均为陈嘉庚资助创办，她对陈嘉庚的国民自觉精神充满了敬佩，也驱使她投身于陈嘉庚的研究。“如果没有新加坡，我今天的生活经历也不会是这个样子，看法也就不一样。要不是有不一样的想法和经历，我研究陈嘉庚可能就和国内的人没什么不同。我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把陈嘉庚放在了新加坡、放在了那个时代的华侨华人去看他们的领袖，而不是隔着南中国海去看他。如果我有什么成就，如果我有什么特别的话，仅此而已。”
另一部分工作，则是南侨机工的研究。她的身份、经历以及她所知晓的归侨现状，成为她做华侨研究的驱动力，她的爱国心更是一以贯之。在纪录片《下南洋》第八集《北望之心》中，她讲述了南洋华人为了抗日救国，如何筹款、捐款，肯定了南侨机工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牺牲和贡献。但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和政策滞后等原因，南侨机工退休后的待遇并不理想，使她感叹：“社会变化当中，我总感觉到华侨始终是开拓者。一个新的地方，甚至是没有人的地方，不管是印尼也好，特别是马来亚新加坡，几乎所有的港口、道路、城市都是华侨开辟出来，建设起来的。他们建设的家园，这些殖民地国家独立以后，他们又不是主人了，主人是别人了。”
1998年，陈毅明当选为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参事。
同年，一位南侨机工去世，其女儿因为父亲医疗费的报销问题，打电话向陈毅明求助。她意识到，要解决这件事就要解决历史问题。2000年2月，全国政协人大会议开会前，她整理了一份有关南侨机工历史地位的材料，寄给了海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福建各地侨联以及中国侨联，要求他们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提案，解决对南侨机工的政治认定和经济待遇的问题。
一部社会的发展史无非是众人生命历程的集合与缩影，人人都可以活出一个属于他的时代。陈毅明历经幼年到青年时在东南亚侨居生活，抗日时期在海外华社兴起的中华民族主义，并亲身参与战后新马反帝反殖潮流；返国发展后作为归侨在时代变迁环境中的起起伏伏，更见证了一位时代儿女的成长与蜕变，对侨史及侨务贡献，使她的生命更为丰富动人。
（华侨大学梁欢、陈琮渊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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