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商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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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付兵 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马来亚，福建人主要集中在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属邦的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等地。这些地方从事商业活动的多为福建人。 在马六甲，至迟在17世纪初，已出现漳州人居住的华人村落。他们的职业主要是贸易业。18世纪末，谢清高的《海录》提到，到马六甲开采锡矿和从事贸易的福建和广东二省的人民甚多。迟至19世纪20年代，几乎所有零售业和大量批发业操纵在华人手中。而华人所从事的零售业和批发业又控制在土生华人手中。他们主要是漳泉海商在马六甲从事贸易而定居下来的后代。如祖籍福建永春的陈金声的“丰兴号”轮船川行于新加坡、马六甲两地，开展海外贸易。几年后，他便在马六甲开设“丰兴号”分公司。 J. D. 沃恩在1854年发表的论文《简论槟榔屿的华人》中说，槟榔屿的华人社会中，福建人和漳州人都是店主、商人和香料种植园主。槟榔屿有势力的福建人以承包鸦片、烟酒、赌博等饷码起家，如谢岁、甘四教（海澄）、邱天德（海澄）、谢增煜（长泰）、王元清（同安）、谢德顺（海澄）、邱天保（邱天德之弟，海澄）等。稍迟的有祖籍福建海澄的槟榔屿峇峇林宁绰，系米较及油较业商人，亦兼营胡椒、木薯粉、咖啡、椰子等及承包鸦片及酒饷码。由于他与苏丹的亲密关系，他获得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初吉打米较的垄断权。同时，他与吉打华人甲必丹赵亚爵等联合控制了吉打居林的绝大多数饷码。他还是19世纪末期居林最大的木薯种植园主。1895年后，他在吉打的商业继续存在，但主要由大女婿吴文景和长子林耀煌一起经营。 19世纪新加坡最富有的华人主要是来自马六甲的海峡华人（大多为土生华人，一些虽为新移民，但与土生华人有姻亲关系），他们的籍贯属于闽南漳、厦、泉地区某些县。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经济实力雄厚，不少属于华族巨商。如蔡沧浪、薛佛记、陈笃生、陈金钟、陈金声、苏源泉、徐钦元、陈坤水、梁瓒源、曾举荐、陈明水、薛荣樾、薛茂元等。他们大多从事商业活动，如开设商行、大米贸易、批发、进出口贸易、船务、鸦片饷码承包。除海峡华人外，新加坡的福建人富商还有的是在中国出生、白手起家的移民。如经营轮船生意，其航运公司在槟榔屿、香港、厦门和汕头都设有分行的邱忠波（福建海澄人），先是经营烟酒和土产生意后，承包鸦片及酒类饷码致富的章三潮（福建海澄人）等等。新加坡福建人以经商为多，其在新加坡的富商远较其他中国移民群体多。 在吉打，在18世纪初，吉打已有福建人林郭在亚罗士打制造大锅等生活用品，销售给州内和州外的人。谢清高的《海录》记载告诉我们，18世纪末，福建广东二省的人均有到此贸易。19世纪至20世纪初，华人在吉打从事的商贸活动主要有饷码承包、经营米较、对外贸易，他们主要控制在吉打和来自槟榔屿的福建人如辜礼欢家族，在吉打亚罗士打出生的兄弟华人甲必丹李欲修和李欲静兄弟，祖籍福建海澄的槟城峇峇林宁绰家族，来自福建同安的移民庄清建家族和也是来自福建同安的移民钟神佑等手中。吉打和槟榔屿的闽南海商基于血缘、地缘纽带原则在经贸活动中相互协作。 在吉兰丹，18世纪末福建人多居住在吉兰丹河口的埔头，他们主要从事贸易业，以及种植胡椒。19世纪至20世纪初，从事商贸业的大部分为华人，他们大多为福建人。福建人扮演了中介商和零售商的角色。当时在吉兰丹的福建人以漳州海澄人的势力最强，在哥打峇鲁华人坡的华人甲必丹都是漳州海澄人。他们到吉兰丹各地收购土产，将土产运送到哥打峇鲁商港，然后转运到新加坡及暹罗。同时，他们也将进口商品交由零售商销售给消费者。福建人（即祖籍福建漳州的新加坡华人头家薛长林）也承包了20世纪初某一段时期吉兰丹的鸦片饷码。新加坡的福建人（黄敏）参与经营吉兰丹与新加坡之间的航运。 在丁加奴，18世纪末，福建广东二省的人多来往丁加奴贸易。19世纪至20世纪初，福建人是该地最大的华人移民群体。较有地位的甲必丹和老爹全是福建人。他们主要从事贸易业。如出生于丁加奴、祖籍福建同安的黄新禧家族在泰国、中国和丁加奴之间进行土特产、香烟以及盐的销售。他们在丁加奴主要从事贸易业。他们有些是从闽南地区经泰国再来此地。 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黄尊宪于1891年11月初抵达新加坡后，详细考察了马来亚华人社会后，发现该地“流寓华人不下百余万人，约计沿海贸易、落地产业所有利权归于闽之漳泉、粤之潮人为多。”黄氏的考察告诉我们，19世纪末控制马来亚大部分贸易和房地产的大多是来自闽南的福建人及粤东的潮州人。清朝出使大臣薛福成在光绪十九年七月初十日（1893年8月1日）上奏的奏折中提到，“中国出洋之民数百万”，“闽人多富商巨贾”。这可反映十九世纪末期，南洋包括马来亚的华人社会中，从事商业活动的多为福建人之事实。 上述可见，福建人在马来亚从事商业贸易地区主要集中在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属邦的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玻璃市等地。 在马来亚从事商业活动的多为福建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明代中期以后闽南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后，以漳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成为中国走私贸易的中坚。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海上帝国时期是海外华商网络的黄金时代，以泉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掌控了北起日本、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台湾，南至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华商网络。从清代前期至鸦片战争前夕，闽南人一直主导着海外华商经贸网络。鸦片战争后，华商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虽不复存在，但海外华商网络仍继续存活和发展。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的优势地位，亦能维系至今。笔者以为，明代中期以后闽南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对福建人在马来亚多从事商业活动有重大的影响。 二是福建人较善于利用殖民地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 1786年英国殖民者在槟榔屿建立殖民地，槟榔屿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莱特鼓励华人移民的政策，吸引了来自邻近地区吉打、马六甲和中国的福建人。 新加坡于1819年开埠，发展非常迅速，很快就超过槟榔屿、马六甲。1834年它便成为英属海峡殖民地的首府。英政府一开始就在新加坡积极鼓励移民迁入，并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如槟榔屿一样，它很快就吸引了福建人大量移入该岛。较早移入新加坡的福建人来自廖内、马六甲和槟榔屿，他们大多是商人。陈送就是这样的一位福建人商人。他约在1763年出生于广州。15岁时从中国南下廖内。1800年左右移居槟榔屿，广福宫筹建时捐款50大元。1810年迁居马六甲。莱佛士开辟新加坡时，他转至新加坡发展。很快成为海峡殖民地的富商，在19世纪30年代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 三是移民网络的作用。移民网络是先行移民与故乡的后来者之间各种纽带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美国的国际移民问题专家哈立德·科泽（Khalid Koser）在《国际移民》一书中认为，移民网络促进移民的作用主要有三种：提供信息；向潜在移民借款并为其提供旅途费用；向新移民提供落脚的住所，帮助他们找工作以及提供其他经济及社会帮助。颜清湟《福建人在马新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一文认为，福建人移民马来亚，主要为亲属移民和契约移民。早期福建人移民马来亚以亲属移民模式居多。当在马来亚沿海岸地区成功地建立商业基础后，他们就返乡召集族人和亲戚前来工作，并给予经济协助。新移民经过多年的奋斗和积蓄而建立起他们的生意，当需要员工时，他们又返乡召集亲戚和族人前来。这表明，移民网络的作用是造成商业活动从事者多为福建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血缘和地缘社团的影响。19世纪至20世纪初，福建人在马来亚创立的血缘社团（或称宗亲会馆）先后有1820年成立的槟榔屿谢家石塘福侯公谢公司、1825年创立的马六甲的江夏堂黄氏宗祠、1857年创建的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原称“福建九龙堂”）等约20个。同时期福建人在马来亚创立的基于方言和地域原则的地缘社团有：1800年成立的马六甲永春会馆；1860年成立的新加坡福建会馆（前身是1839年建立的天福宫）；创办于1910年的森美兰瓜拉庇劳永春公所等近20个。 因方言的隔阂和对移民新环境的陌生，正是在这些血缘和地缘社团的作用下，19世纪至20世纪初来马来亚谋生的福建人多倾向于从事商业活动。 （节选自本文作者所著《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1800-1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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