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开始福建人成为马来亚华人最大移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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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付兵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马来亚华人社会，海峡殖民地马六甲（绝大多数时期）、槟榔屿、新加坡的华人移民群体（19世纪末期开始）最多者为福建人。据笔者统计，至1911年，海峡殖民地的福建人总数为142,378人，占海峡殖民地华人总数30,6544人的46.4％。此外，在玻璃市州，福建人也是该州最大的移民群体。1911年，该州的福建人占华人总数1,627人的53%。在吉兰丹，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淘金业的衰退，福建人人数超过了客家人，成为吉兰丹华人最大的移民群体。丁加奴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福建人也是当地华人中最大的移民群体。其他州如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吉打，福建人虽然不是当地华人中最大的但也是主要的移民群体之一。笔者粗略估计，至1911年，福建人估计至少有257,101人，几乎占了马来亚华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福建人成为马来亚华人社会中的最大移民群体，主要因素有如下几点： 一、闽南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状况、海禁政策变化及海上交通的发达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在地理上属于山多田少地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闽南的河流晋江（支流有双溪、罗溪）、九龙江（上游有北溪、万安溪）均河身短狭，水流湍急，不便航运，每逢雨季到来，很容易造成河决性水灾。加之福建省经常有季节性的台风到来，它往往带来倾盆大雨，因而福建省经常水灾频发。明清二代福建水灾频繁。据统计，明代发生的大小水灾共479次，其中闽南地区的泉州府和漳州府合计达137次之多，占福建大小水灾次数的28.7%。若无台风或台风到达时间延迟，福建就易形成旱灾，且其发生的频率非常高。闽南地区水旱灾等自然灾害频繁，是闽南人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大量迁移马来亚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闽南地区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是福建人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大量迁移马来亚的根本原因。明初以后，福建沿海已是人烟稠密，土地不敷使用。在整个明代，福建的耕地略有减少，而人口则增加30%，沿海地区增加更快。迫于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闽南人已陆续向内地移民。但福建内地多崇山峻岭，移民的余地不大。因而，闽南人只好向菲律宾、爪哇等地移民了。清代人口不断增长，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更为紧张，闽南地区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更是突出，在三面环山一面濒海的地理环境限制下，为谋生计，闽南人只好被迫移民海外。 从唐宋起，闽南地区先后兴起很多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如泉州、海澄月港、厦门等，为闽南人的出国移居提供了方便。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厦门设立海关以管理对海外贸易。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颁布南洋禁航令，对厦门海外贸易沉重打击，对闽南人出国初期有一定的阻碍，但至雍正以后，就收效甚微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过去的海禁政策的逐渐改变乃至废除，是闽南人能大规模移民南洋（包括到马来亚）的重要原因。 19世纪后半期以后，海上交通逐渐发达。这也是闽南人能成功大量移民南洋（包括到马来亚）的一个因素。 二、移民网络的作用 福建人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大量移民到马来亚，这与福建人移民网络的作用有很大关系。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颜清湟认为，同东南亚华人其他移民群体一样，福建人移民马来亚，主要为亲属移民和契约移民。早期的福建人由于大部分定居于商港和大城镇从事商业活动，所以是采取亲属移民的模式居多。当早期福建移民成功地建立事业基础后，他们就返乡召集族人和亲戚前来工作，并给予经济协助。新移民经过多年的奋斗和积蓄而建立起他们的生意，当需要劳工时，他们又返乡召集亲属前来。颜氏所说的福建人的亲属移民模式，其实谈的就是移民网络在促进福建人移民马来亚的作用。 宗族制度对移民的影响正是移民网络作用的一个表现。在海外扎根的福建人多数能念及尚在国内的宗亲。于是，大批福建人投奔在海外的族人和亲戚。福建人移民马来亚的情形也是如此。如在马六甲，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福建永春丰山陈臣留到马六甲谋生。他在得到当地土酋大片土地赏赐以供开垦后，便回国带了数百名亲友同乡来马六甲从事种植。在槟榔屿，早期的五大姓氏——谢、邱、杨、林和陈的族人均来自漳州府的海澄县。《永春鹏翔郑氏族谱》谱载永春城关东门桃东村郑氏族人共出洋人数1,000余人，是目前泉州地区所见族谱记载中出洋人数最多、颇具代表性的一部侨乡族谱。可惜的是，族谱未记载先前移民的族人和亲戚的牵引作用，但从该村移民马来亚人数较多和地区分布广泛看，似乎离不开宗族制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先前移民的族人和亲戚对后来移民者起了提供信息、借款并为其提供旅途费用、提供落脚的住所，帮助他们找工作以及提供其它经济及社会帮助的作用。 移民中介机构对组织福建人移民马来亚起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有六种不同类型的移民中介机构（即旧客、水客、客栈、船头行、信局、船舶业者）在保持中国和移民新家园之间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这六种不同类型的中介机构，同样对福建人移民马来亚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旧客，以海外定居点为基地，招募新移民，并提供贷款以支持其旅费和初始费用。又比如水客，专营南洋（主要是新加坡）和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交往，为华侨寄送钱款和书信。 地缘性社团和血缘社团对福建人移民马来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与在中国的血缘社团一样，马来亚的血缘社团基本上是社会和文化组织，其主要目的是维持宗族世系永存，促进宗族的团结以及培植传统价值观。对于刚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新族人，血缘社团通常为他们提供食物、住宿和衣物，并帮助其寻找工作。此外，秘密社会在组织福建人移民马来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福建人较早在马来亚海岸地区从事商贸活动的影响 在马六甲，15世纪初中国人就陆续在此定居。当时这里的中国商人大部分应是来自福建漳州等闽南沿海地区。根据文献看，17世纪初已有不少漳州人在马六甲居住。明末清初之际，不愿成为清朝臣民的志士纷纷移民海外，其中一小部分移居马六甲，他们中大部分是来自闽南地区，如华人甲必丹李为经及其女婿曾其禄等。18世纪末曾游历东西方沿海国家的广东嘉应州人谢清高，在游记《海录》中也记载，闽粤人至马六甲采锡及贸易者甚众。福建人较早在马六甲从事商贸活动，造成葡荷占领时期马六甲福建人相对其他华人群体多得多，殖民者便让华人甲必丹负责管理马六甲华人。从现有文献看，知道其确切籍贯的华人甲必丹都是福建人。英国殖民者统治马六甲后，华人社会领导权仍掌握在福建人手中。福建人（包括土生华人在内）在绝大多数时期仍为最大的华人群体。马六甲永春会馆、福建会馆在19世纪初就成立，对福建人更多地移入马六甲也起了重要的移民网络作用。 从《海录》记载看，18世纪末已有一些福建人在吉兰丹埔头从事贸易业和种植胡椒。大约在同时，福建人因溯江到大妈庙圣春宫烧香不便，便在华人坡建造供奉妈祖的庙宇镇兴宫，它成为当时吉兰丹福建人的社会活动中心。到19世纪，吉兰丹华人坡的华人甲必丹都是漳州海澄人。在1907年前，除布赖以外，吉兰丹其他地区华人可以说纯粹是福建人。1921年，吉兰丹的福建人已经占据当地华人总数的52.9%。 福建人也较早在丁加奴从事贸易。根据《海录》记载，他们在18世纪末就往丁加奴贸易。19世纪至20世纪初丁加奴苏丹委任的华人甲必丹都是福建人。可见，在当时福建人是当地华人最大的群体。 槟榔屿在开埠后不久，就有福建人从吉打、马六甲及闽南地区移入。他们在槟榔屿主要是从事贸易及香料种植。至19世纪40年代，福建人大约有1万余人，占当时华人的一半。以后福建人（包括土生华人在内）仍是华人社会中的最大群体。 至迟在乾隆年间，已有福建人零星地移入新加坡。新加坡开埠后，如槟榔屿一样，也很快吸引了福建人大量移入该岛。较早移入新加坡的福建人来自廖内、马六甲和槟榔屿，他们大多是商人。闽南地区的商人和移民也很快地移入新加坡。根据海峡殖民地华民护卫司署的年度报告看，新加坡的福建人至迟在1881年人数就超过潮州人。 福建人较早在马来亚海岸地区从事商贸活动，加上闽南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状况、移民网络的作用等因素，造成福建人至迟在20世纪初成为马来亚华人社会中的最大群体。至今，福建人仍是新马华人社会的最大群体。 本文摘编自王付兵著《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1800-1911）》书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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