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无疑是近现代历史上华侨群体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奋斗，对中国的倾情关注和普通民众的深刻洞察、无私付出，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而不惜散掉万贯家产，为追求国家富强和正义真理而孜孜求索。毛泽东同志称赞其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2014年10月，在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的回信中，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在经济发展和利益主导的现代社会，进一步宣传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广大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回馈社会、造福人类的优良传统，探讨“嘉庚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陈嘉庚先生之生平

近代以来， 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华侨华人在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民主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一副对联这样概括陈嘉庚的一生 ：“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 ；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陈嘉庚把一生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家乡，献给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事业。

出生及童年教育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明盛乡集美社，一个以陈氏单姓聚居的村落。集美原名洵尾、尽尾，地处同安县陆地的尾端，南望厦门岛，北宋末年开始建村，明朝天启年间改称集美。当地村民世代以务农、打鱼和海蚝养殖为生。到陈嘉庚父辈时，集美村民已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同安县的大村社。鸦片战争后，厦门被迫开放成为通商口岸，由于临近厦门出海码头，不少集美村民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陈嘉庚的父亲陈樱杞（又名杞柏）、大伯陈缨忠、二伯缨斟，都曾到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闯荡谋生。

19世纪70年代，陈嘉庚的父亲陈樱杞南渡新加坡后，从小伙计做起，继而创立顺安米店，生意小有起色，属于普通侨商。陈嘉庚的母亲张宝果，是集美邻村孙厝社一秀才之女，略懂文字。由于陈樱杞常年在外，陈嘉庚出生时他并没有陪伴在妻子身边，但给孩子起好了名字“嘉庚”，意喻给家庭带来好年好月。

幼时的陈嘉庚诚实憨厚，但是家境不算殷实，直到九岁才入读村里的南轩私塾，一年后转入伯父陈樱节新办的陈氏家塾，勉强读了几年书。塾馆教育主要是四书、五经、纲鉴易知录等内容，虽然接受过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对耳濡目染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和乡贤陈文瑞等人的事迹尤为敬仰，但是由于师资、生源、馆舍等条件有限，童年时代的陈嘉庚在偏远渔村接受的私塾教育并不完整，这种经历促使他切身感受到教育育人、教育救国的迫切性，为后来捐资兴学埋下了伏笔。

商海掳战45载及公司收盘

1890年秋天，在父亲的要求下，16岁的陈嘉庚告别含辛茹苦养育他的母亲，只身前往新加坡，到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号学做生意。由于陈嘉庚踏实肯干、潜心钻研，很快就熟悉了米店生意的要领，两年后开始掌管店务，初步显示出经商才能。略有积蓄的陈嘉庚没有忘本，1894年他把结婚剩余的2000元悉数捐出，用于创办集美惕斋学塾，并题对联“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希望集美的孩子学会谦恭待人，成为陈嘉庚经商助学、捐资教育的早期尝试。

陈嘉庚读书不多，但在经商方面却表现出相当的谋略和胆识。从1890年开始学习经商、1904年集资7000多元（叻币）独自经商到1934年陈嘉庚公司收盘，陈嘉庚先后经历了父亲公司破产，独自创办“新利川”黄梨（菠萝）罐头厂、黄梨园、谦和米店、橡胶厂等，到后来成立“陈嘉庚公司”，经营种类涉及米业、菠萝罐头加工、种植园、船运、橡胶制品等领域的30多家工厂，在中国、东南亚、欧美等地设有100多个分公司或办事处，公司最大规模时达2万多人，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跨国企业。

陈嘉庚在工商界奋斗40多年，恪守信誉、富有开拓精神等是其成功的基础。特别是早年辛苦经营四年多攒够10万元替亡父还清债务，为年轻的陈嘉庚在商业上赢得了良好声誉。善于捕捉商机，根据市场变化及时改进菠萝罐头生产技艺、试种橡胶和加工[TKKFF1] 橡胶制品，使陈嘉庚公司的产品占据了当时东南亚市场的最大份额，陈嘉庚也成长为在新加坡乃至南洋地区一位实力雄厚的大实业家。

当然，商场风云变幻莫测，1926年后陈嘉庚公司出现亏损，1929年暴发的经济大危机更是对全球橡胶产品带来巨大冲击，加上英国殖民政府维护新加坡等地殖民秩序的需要，陈嘉庚公司被迫改组股份制，陈嘉庚逐渐失去了公司的决策权并于60岁时收盘彻底退出了实业界。

献身社会和国家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30多岁的陈嘉庚已经坐拥上百万资产了。但他并非埋头只做自己的生意，参加同盟会、主管道南学堂、辛亥革命时当选福建保安会会长是陈嘉庚关注社会和家乡事务的积极尝试，由于措施得力、成效显著，深得当地华侨信任，不到40岁的陈嘉庚已成为南洋闽帮的重要侨领。经商期间，陈嘉庚重义轻财，将大量经营利润无偿投入兴办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获得新加坡等地侨团的支持，1923年担任怡和轩俱乐部经理，1929年被推举为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持续为华侨和社会服务。

1934年公司收盘后，经过深入思考，陈嘉庚只身搬入怡和轩，在这里一住就是16年，全身心地投入侨团和社会工作，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多年商场打拼养成的敏锐观察力和对南洋华侨社会的责任感，使陈嘉庚对南洋社会和中国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他对华社、新马时局、国内政局等方面的理解，通过不断地无偿服务社会和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捐资办学和经商的贡献。

在怡和轩俱乐部短暂蛰伏后，陈嘉庚主持的福建会馆发起了一场革新华侨社会风气的运动，“文化也需要革命……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这些不能让别人去做，应该自己来做。”陈嘉庚在侨社大力改革丧葬礼仪、倡导华侨废除蓄养婢女、改革民族服制等，这些主张得到了新加坡政府和广大华侨的认同，逐步扩展到南洋华社。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南洋华侨群情愤慨，反日爱国热潮空前高涨，陈嘉庚先后领导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病难民大会委员会（新加坡筹赈会，1937年）”“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1938年）”，统筹领导南洋上千万华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南侨总会在历史上首次打破了华侨在地域、帮群、行业等方面的界限，形成了空前的大团结。南侨总会的贡献和影响这里不多说，也成为陈嘉庚关注国家、服务社会的巅峰，尤其是他“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参政员提案，爱国热情感召了无数人。

在担任南侨总会主席期间，陈嘉庚的精力基本投入进了新加坡乃至南洋各地侨社的公共事务、南洋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和中国国内国共内战的关注。即使在避居爪哇的3年零8个月，陈嘉庚仍潜心撰写了30万字的《南侨回忆录》，凭借记忆把自己多年来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为后人了解华侨的爱国壮举提供借鉴。1945年日本战败后，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发布多份通告号召恢复战后生产，创办《南侨日报》并经常撰文倡导和平民主大旗，声援反帝反殖斗争，通过一系列活动维护南洋华侨社会的正当权益并推动中国国内的民主和平进程。

1949年陈嘉庚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对新中国的成立备受鼓舞，之后回国定居，为国家建设和服务社会殚精竭虑。此时的陈嘉庚已经75岁高龄，但仍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侨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不辞辛苦，经常到各地考察，提出各种提案建议，发表谈话和演讲，致力于祖国和家乡建设，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和祖国统一大业。

二、“嘉庚精神”的内涵

陈嘉庚先生一生爱国、创业、兴学、服务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代表了历代先贤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努力和实践，因此，“嘉庚精神”是近代以来海外华侨报效国家和社会的集大成者，超越了狭隘的利己主义、派系争端、价值思维。“嘉庚精神”的内涵很多，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理解有所侧重。新时代的“嘉庚精神”，可分为爱国爱乡、服务社会、人格魅力三个层面。爱国爱乡是“嘉庚精神”的核心，作为侨界旗帜，爱国爱乡是陈嘉庚最朴实最真切的人生写照和升华。服务社会和民众是“嘉庚精神”的实质，是探索寻求实现民富国强的方式和途径。人格魅力是“嘉庚精神”的基础，是实现陈嘉庚一生理想和追求的重要保障。

爱国爱乡是“嘉庚精神”的核心

华侨问题本身既是近代中国被迫开放的结果，又是中华民族遭遇危机的表现之一。华侨华人由此也成为审视中国与外界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命运变迁的最佳视角。作为近代中国衰败危亡的受害者和见证者，华侨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嘉庚精神”的持续生命力在于，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没有个人私利，一生只求国家富强、民族兴旺、造福桑梓。

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地区45个城市的华侨救亡组织和代表168人，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难民总会，公推陈嘉庚为主席。自此，南洋地区上千万华侨团结在南侨总会的旗帜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援助祖国抗战。南洋华侨历史上第一次广泛而有力地组织起来,这与陈嘉庚的影响和努力是分不开的。这种跨越以往基于方言、宗亲等隔阂的华社大团结，有力推动了南洋地区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暴发，也奠定了“嘉庚精神”的核心内容就是爱国爱乡。

诚然，多数华侨的爱国心是自发的、由衷的，而陈嘉庚的家国情怀又增加了无私的、明辨是非的，完全以国家利益为标尺，从同盟会、国民党到共产党，谁最能代表中国的根本利益就支持谁，谁最能关注、解决民间疾苦就站在那一边，从不轻易屈服。他强调“建国必先认清是非，如是非不先认清，则政治上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陈嘉庚不是政治家，但他交友广泛、信息灵通、坚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对国内外局势不仅深入了解，而且判断正确，分析精辟，其爱国爱乡的实践和做法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服务社会是“嘉庚精神”的实质

毛泽东同志写给陈嘉庚任董事主席、胡愈之任社长的《南侨日报》创办三周年的题词是“为侨民利益服务”，这是对报社的鼓励，也是对陈嘉庚的肯定。陈嘉庚关心华侨利益，关注家乡发展，注重从社会层面加强建设。具体来说，陈嘉庚服务社会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捐资亲自办学，二是担任侨团等社会职务，通过真抓实干，饱含情感投入毕生精力不懈寻求民富国强的道路。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服务社会需要找到合适的实现方式。陈嘉庚认为“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因此他选择捐资办学作为实现服务社会的突破口。陈嘉庚兴学起始于19世纪末，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其一生创办及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除厦大、集美外,还资助或创办了福建省其他20余个县市的100余所学校，以及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资助或主管的道南中学、华侨中学、南洋女子学校、崇福女学、爱同学校工商学校、水产航海学校等。陈嘉庚经商和节省下来的钱财不留给子孙，大部分通过捐资兴学、捐赠公益等方式回馈了社会。据估算，陈嘉庚在1904年到1931年间支出的1321万元中，捐资办学的费用占92%，而家庭开支仅占8%。[1]不仅捐巨资办学，陈嘉庚还投入大量精力参与学校的建设和管理工作：“鄙人……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耽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

公司收盘从商界退休后，陈嘉庚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华侨社会和家乡事务等方面。他曾长期担任新加坡福建会馆的主席，后来只身搬到怡和轩俱乐部居住，将全部精力投入南洋侨社运转和中国的发展，从兴办教育到抗战筹款，从国家建设到社会民生，从侨团管理到家乡发展，通过创办报刊（南洋商报、南侨日报）、发表演讲、著书写作、致电等方式，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为国发声，投入时间和精力之多，远超常人，贡献殊多。

在推动南洋侨民事务改革和保障侨民权益方面，陈嘉庚可是一直站在前线奋战。当中又以陈嘉庚成功于1929[LCW2] 年改组新加坡福建会馆著称，而经过改组后的福建会馆一改对兴学办校冷漠的态度，积极资助闽侨学校的校务发展。直话直说是陈嘉庚的待人处事方针，即使会得罪权贵。1940年12月15日，陈嘉庚结束“回国慰劳视察团”后，在缅甸仰光发表了比较蒋介石政府和位于延安的毛泽东中共政权的看法，并指“中国希望在延安[LCW3] ”，而不是腐败的重庆政府，因此得罪了蒋介石。盛怒下的蒋介石动员了位于南洋的支持者和官员污蔑陈嘉庚是亲共份子，以阻止陈嘉庚寻求蝉联南侨总会和南洋闽侨总会主席。然而，蒋介石的阴谋失败，陈嘉庚获得压倒性的支持获得蝉联两个团体的主席职位，陈嘉庚的高风亮节和“诚信果毅”风骨在此事彰显无遗。陈嘉庚也是一位支持印度反殖民运动的华侨领袖。1946年，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在新加坡设宴款待印度尼赫鲁，其在席上发表支持和同情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谈话。陈嘉庚发表的跨出华侨华人视线的谈话，在当时委实是极具前瞻性的行为。1948年，曾经率领英军向日本占领军投降的英国驻马来亚总司令白思华出版了一份《白思华报告书》，内容无中生有地指控马来亚华人没有协助英军抵抗日军的进攻，甚至指责华人趋炎附势。对于白思华的污蔑，陈嘉庚尤感不满，特搜集了各项事实来反驳白思华的指控，以表示抗议和为马来亚华人正名。接着，陈嘉庚代表马来亚华人将抗议备忘录航邮寄送至位于伦敦的英国陆军部。

陈嘉庚的社会理念具有很强的改革和探索精神，他认为“唔人以欲谋民族之复兴，一切改革必须以力求其彻底。大而一国之政体，小而一身之衣服，举凡悖理之法，皆宜以大刀阔伐而铲剪之，务使全部皆呈新气象，然后，复兴二字始有足言。”他坚持身体力行，1950年回国定居后，依然十分关心国家前途和社会事业，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调查，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到工业化建设等阶段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陈嘉庚一生服务社会，辛苦创业积攒的财富几乎全部归还社会，黄炎培评颂他“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一人”。不仅出钱，陈嘉庚还坚持为社会做事，不求回报和私利，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对自己、对家人有些淡薄甚至苛刻，但他忠于国家民族，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和时代的事情。1949年陈嘉庚启程赴京时，海外欢送会上赠其对联“合公谊私情，送先生归舟万里；论勋劳物望，实中外在野一人”，实是对陈嘉庚服务社会的最好总结。

人格魅力是“嘉庚精神”的基石

陈嘉庚一生简朴，年轻时奋力拼搏闯荡，功成名就后坚持回馈社会，企业收盘后坚守内心的正义与真理，这一切源于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在3年零8个月的日军占领期间[TKKFF4] ，日本宪兵一直想抓捕这位长期与日本作对的东南亚最大的侨领，作为报刊上经常出现的名人，陈嘉庚能够隐姓埋名辗转于日军的眼皮底下并非易事，包括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在内的侨领、从前在手下工作过的员工、厦大和集美校友的努力等等，许多人为保护陈嘉庚作出了牺牲，这其中任一环节出现差错，都可能给陈嘉庚招来杀身之祸。幸运的是，陈嘉庚坚持到了最后，并重新站出来领导南侨总会的工作。没有崇高人格魅力的人是不可能得到这多人的无私帮助的。这魅力源于他为人处世的标准，即判断一切事物的出发点都以是否合理、是否合义、是否合大众要求为准。陈嘉庚的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诚信勇毅。陈嘉庚经商数十载，立足之本莫过于其早期替父还债所展示出的“信”。陈嘉庚父亲破产时曾欠下印度商人10万元的债务，按照当时法律父债是不用子还的，但陈嘉庚硬是苦心经营四年攒够10万元偿还了父亲生前的债务，这为他以后经商奠定了良好口碑，成为一生坚守的信条。“诚毅”也被作为集美的校训，影响了一代代学子。以诚相待，敢于直言，“大跃进”时听到家乡群众反映有人把正在使用的铁床、铁锅拿去炼铁，陈嘉庚调查情况后立即写信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真正做到坦诚相见。[2]

正义气节。抗战时率南洋华侨慰问考察团，不顾蒋介石和国民党集团的威逼利诱，“余凭良心和人格说话，绝不指鹿为马”，尊重事实，明辨是非，不畏强暴，坚持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重，不负所托，历时8个多月、横跨半个中国15个省份，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客观情况公之于众，让千万华侨了解实情，也正是这种坚持，让陈嘉庚赢得了华侨的信任和拥戴，挫败了国民党抢夺南侨总会领导权的企图，维护了侨社团结。

俭朴率真。陈嘉庚一生节俭，生活朴实，对国民党高层的奢靡腐败深恶痛绝，对共产党领导人的艰苦朴素敬佩不已，对贫苦百姓的困境感同身受。在陈嘉庚生意最成功的20世纪20年代，其生活仍非常朴实，子女背着他购买的圆山别墅，几年后就被他卖掉以支付厦大、集美二校的费用。他到各地考察慰问时经常自带行李，提前交代或登报婉拒一切不必要的应酬和宴请，把时间用在了解民生民风和当地的发展建设方面。陈嘉庚率真的性格，使他对乡亲的凄惨苦痛夜不能寐，要求撤销福建省水路统运和撤换省府主官，几乎将他完全置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权派的对立面，但他决不妥协，直至1941年发动南洋闽侨总会开展“救闽”运动，最终迫使陈仪调离福建。

三、“嘉庚精神”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球化进程中侨民和资本流通势不可挡，海外6000万华侨华人是沟通中外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这其中，“嘉庚精神”尤其珍贵。新时代继承发扬“嘉庚精神”，就是要把遍及五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享和平发展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

发扬侨胞爱国爱乡传统，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近代以来，华侨是最早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的群体，他们在东西方文明的对比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必要性，源源不断地输入侨汇、投资、公益捐助甚至亲自回国参与家乡建设。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一生坚持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其爱国爱乡情怀彪炳千秋，是我们砥砺前行的重要动力。

抗战时期，陈嘉庚的慰问考察之行，正值国内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各方力量孕育成长时期，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给了他深入观察中国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宝贵机会，能够广泛接触到国共高层、普通民众的不同声音，大半生生意场上锤炼出的深邃洞察力和对国家、民族无私的关切，加上战时各种问题易被放大，推动陈嘉庚形成了对中国问题的深入观察和透彻分析，如关于国共两党、民间疾苦和中国发展的认识等，为之后的形势判断和决策主张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他的爱国爱乡内容顺应了历史潮流。

新时代我们仍然需要发扬侨胞的爱国爱乡传统，尤其是近年来，海外华社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老一代华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华裔新生代在东南亚等传统侨居地占据多数，高技术人才、新兴富裕人士在北美、澳洲、欧洲等地不断聚集，海外侨社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只有不断发扬爱国爱乡传统，才能更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向心力。

当然，爱国爱乡的形式和内容需要与时俱进。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新机遇，但中美争端、新冠肺炎疫情、区域不平等等因素也让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发展并不平静。因此，发扬爱国爱乡传统，华侨华人应更多在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等方面多做贡献，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氛围。

善于打破隔阂，促成团结共识

陈嘉庚生活的时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向现代社会过度的阶段，当时社会民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社会视野有限，不同家族、群体、帮派利益交织，相互不理解甚至摩擦的情况时有出现。幼时的陈嘉庚曾亲眼目睹过乡里村社间相互械斗死伤数十人的惨剧，那时陈嘉庚的母亲为消弭村民械斗慷慨捐输平息了纷争，这件事给后来陈嘉庚的成长带来了重要影响。在1912年创办集美小学和1918年创办新加坡华侨中学时，原先自行创办的分散的塾馆、帮群之间存在巨大隔阂，统一办学面临许多困难。

辛亥革命刚一成功，陈嘉庚就满怀尽国民一分子职责的热情，返回家乡想做点有益的事。当时国内新学教育体系是一个县办一所小学、一个省办一所中学、全国办一所大学，但全县数十万人口，有大量穷苦人家的孩子无法入学，只能依靠各村各房头断断续续的私塾教育。集美社有2000多人，分为七个房头，各房头都办了一个塾馆，每个塾馆有学生一二十人，教育很不成体系。但各房头屡次械斗结下深仇，要想公办新学并非易事。陈嘉庚反复恳切劝说各房房长，晓以大义，并表示愿意承担建校费用，最终顺利促成此事。

南侨总会是海外华侨社会团结的一个高峰，也是“嘉庚精神”的直接展示。早期华侨有地域、宗亲、帮派等区分，现代更是各类侨团林立，表明上各类跨国跨地域侨团众多，但真正超越地域帮派、成功把不同阶层华侨联合起来、同住在国和祖籍国当权者开展对话协商、对社会各界产生很大影响的侨团，恐怕只有南侨总会。这固然有日军侵华、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等因素的烘托，但陈嘉庚的个人魅力不容小觑。现在发扬“嘉庚精神”，也应该把促成团结的能力发扬光大。

关心民间疾苦，关注社会建设

陈嘉庚关心社会百态，关心民间疾苦，可以说具有浓厚的现实情怀，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而生平志趣，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正是这种人生志趣推动陈嘉庚不计回报关注社会事务，并将此当作终生的追求和努力方向。作为商人出身，他很少谈理想和报复，而是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考察，这对陈嘉庚的认识和主张影响非常大，他的很多想法和建议都非常深入并且具有现实操作性。

陈嘉庚在社会考察中注重实效，避免卷入党派和利益纷争，使其观察和观点更具客观公正。国民党曾邀其入党，他婉言拒绝。在英属殖民地时尽力维护侨团侨社的整体权益，凭借正义公道无私获得华侨拥戴。避居爪哇期间，除《南侨回忆录》外，陈嘉庚还撰写了《住宿与卫生》一书，对社会民生进行思考和总结。回国定居之后，陈嘉庚仍很关注民间声音，对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不少建议，如认为在福建投资建糖厂不很恰当，因为闽南地少且国外糖价便宜一半，福建更应该投资建纺织厂、麻袋厂等更需要的产业。[3]此外，在鹰厦铁路、集美海堤、橡胶生产、博物院建设等方面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陈嘉庚对民间和社会的关注与投入，源于他对旧社会民间疾苦的痛心和对家乡对国家发展的渴望，他对教育的投入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思维，企业收盘后则利用自己多年对中西方社会发展差距的深刻观察，提出了大量针砭时弊的主张。正如1940年10月福建一家报纸所言：“先生之周岚也，绝不表面；先生之考察也，绝不寻常；先生之足迹，必能深入民间；先生之眼光，必能透视民瘼。盖先生视察之对象在民，先生视察之目的为国。”道出了陈嘉庚一生透视社会、关注发展的崇高情怀，这对我们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仍然值得借鉴。

[1] 《陈嘉庚纪念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第277页。

[2] 林一心：《高风亮节留人间》，《回忆陈嘉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3] 朱立文编：《陈嘉庚言论新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28页。

来源：中国侨联